公元1587年那个偶然的日子里，万历的一声叹息，张居正的改革终于付诸流水。但为何万历没有像秦惠文王那样，车裂了商鞅却继承了他的政治遗产呢？
江陵才子
张居正少有才名，12岁就考取了秀才，人称“江陵神童”。江陵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市，如果说进士等同于现在考上博士，那么秀才约等于现而今考上了重点大学本科。这样来看，张居正之才名，名副其实。
但是，自古才子多愁绪，难在青史留佳名。单看一篇《过秦论》，汉朝的贾谊亦可称才子；七步而成“本是同根深，相煎何太急”的曹植，后人称之为才高八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又何尝不是才华横溢？然而，从才子到政治家，再到名留青史的社稷名臣，纵使神童，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张居正原名张白圭，因为他的祖父在他出生前梦见家里出现了一只大白乌龟，认为会给家人带来福气，因而得名。张居正考取秀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3岁的时候参加举人的考试，江陵才子不负众望，果然一举考上举人。然而揭榜之后，却无张居正的名字，神童张居正异常失落，满腹心酸，直到湖广巡抚顾璘为他解惑：是我顾璘故意让你落榜的，为的就是磨练你的心性，不希望你年纪轻轻考中举人而成为一个吟咏风月的才子，而要立志成为像伊尹那样匡扶社稷的名臣！纵然张居正是个天才，但年仅十三岁而又非是富贵人家子弟的张居正，听到这样的劝慰亦不免热泪盈眶，感谢顾大人的厚爱。顾璘解开自己的犀牛带送给张居正，对他说，我这条犀牛带配不上你，将来你会拥有比这更好的腰带，希望你能勉强接受。而当时的顾璘已约等于现在的省委书记，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了，却对张居正有如此评价，可见张居正确实有着过人的才华。
有句古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顾璘这样做了一辈子官的人，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秀才如此抬爱，十三岁的张居正就有如此耀眼的才华。
许多年前，在课堂上学习一篇文章，是王安石的《伤仲永》，老师当时提了一个问题，方仲永最后泯然众人矣，大家说一下哪些人应该负有责任？许多同学都说他的父母有责任，因为他的父母把他当作摇钱树去展示而没有让他更进一步的去学习。然而我却说，王安石有责任，我的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制止了他们，示意我继续说下去。王安石身为朝廷大臣，本身就有为朝廷举荐人才的责任，仲永既是人才，王安石有义务且有能力保护这样的天才；其次，方仲永那时还颇为年幼，而王安石身怀大志，为何不注意培养方仲永为自己将来的改革人才？所以我说王安石有责任。虽然我忘了老师如何评价我的答案，但是这样的一番话直到如今我依然记得，且依然以为正确。
也许王安石像顾璘这样为方仲永提供一些帮助，方仲永也许就不会只是伤仲永而已了，可惜，历史不容假设。而顾璘若没有让张居正承受这样当头棒喝的挫折，也许日后真的只是多了一个吟咏风月的才子，而非千古名相，万历名臣张居正了。
宦海沉浮
抱怨怀才不遇的人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只要你的才能真的卓越，任何时代都挡不住你成就一番事业。
张居正十三岁的时候参加乡试，本能够凭借卷面成绩考中举人，因为当时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作罢。当年顾璘为了让张居正承受这种挫折还颇费了一番心思，考试官认为张居正已经能够获得举人功名，现在就应该给他，谁知道三年后会是什么情况呢？在顾璘的反复工作下，考试官这才作罢。从后来张居正的成长来看，不得不佩服顾璘的这种识人之明。三年后，也就是张居正十六岁，正式成为一名年轻的举人。再过七年，也就是张居正二十三岁的时候，考中进士二甲第九名。古人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五十岁考上进士都算年轻的，张居正二十三便考中，不得不说是春风得意。
明朝惯例，进士分三等，一甲三名也就是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为京官，三甲外地为县令等职务。明朝不成文的规定，首辅出于翰林，翰林必进士出生。
张居正的前半生都生活在明朝著名的懒政皇帝嘉靖时期，然而纵使历史上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吏治混乱时期，依然会有这样有才华的人冒出来，可见，若是真的有才，有何需埋怨世事，感叹怀才不遇呢？比张居正更早一个时期的一位名人，同是少年神童，且才华更胜，然而一次科场不顺，最后穷困潦倒，抱憾终生，他就是唐伯虎。
在翰林学士期间，有一位格外欣赏他的阁臣徐阶，受其影响，张居正亦怀抱经邦济世的理想，刻苦钻研治国之道。公元1549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八年，二十五岁的张居正，以一篇《论时政疏》，奏报皇帝，系统阐述了他的改革主张。尽管一些细节在日后看来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对于改革朝政的宏观构想，已经显出雏形，这也成为了万历新政的源头。
不难想象，当满怀理想的张居正在遇见著名的懒政皇帝，会是何等失望。皇帝既没有表扬张居正的文章写得好，亦没有因为他以小小翰林学士身份妄言朝政，嘉靖一如既往的一言不发，奏折有去无回。那时的首辅是严嵩，张居正的奏折也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当然严嵩本人亦非治国良臣。对这混乱朝政失望的张居正，面对自己无力抗争的党同伐异，无奈之下以病去职，回到家乡游学三年。
而正是这毫不起眼的周游经历，让张居正深刻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的病症，远比他坐在庙堂之上，读几页奏章来得实际。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正是抱着这种济世安民的人生理想，张居正在老师徐阶的催促中，重返翰林院，立志兴国安邦。
与其把这理想放在心里，不如就由自己来实现，张居正正是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旅程。
万历首辅
重新回到翰林院的张居正，尽管才华卓越，但依然还只是一个别人看不太上的小官，起码此刻严嵩的眼里还没有这号人物。
在内阁互相倾扎的政治波澜中，张居正学会了低调务实，外圆内方的处世态度，韬光养晦，相机而动。在徐阶的安排下，张居正成为裕王的侍讲，不久后又成为了翰林院的掌事。公元1567年，裕王登基为帝，年号隆庆，张居正亦因与裕王亲近的关系而进入内阁，以大学士身份参与朝政。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时的内阁首辅是隆庆最信任的老师高拱而非徐阶，隆庆只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而高拱也没有改革的理想与魄力，张居正颇感有志难伸。仅仅六年后，隆庆因病逝世，未满十岁的太子即位，是为万历，从《论时政疏》开始蛰伏二十年的张居正，终于要迎来一展宏图的时代了。
太监是士大夫瞧不上的阉宦，而他们忘了恰恰是这样一批被主动忽视的人群，是最靠近最高权力的人，有时候他们的一句话，胜得过朝堂群臣连篇累牍的千言万语。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张居正果断联合万历最信任的太监冯保，驱逐了高拱，成为了事实上的这个帝国的主宰——万历首辅张居正。至此，他终于实现少年时的壮志：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一提改革，总会有那么一群克礼守制的道学先生激烈反对，说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这些活在四书五经里的儒士们全然不顾现实社会的变化，高坐在庙堂之上的他们何尝了解人民的疾苦。屁股决定脑袋，也许大多数时候对改革的抗争，都只是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罢了。
然而张居正早已看透这些假面具背后的真相，他出其不意的从本朝的典故里找到他变法的理由，而他从来不宣称变法，只是提出严格执行太祖皇帝的法令而已，这就是《考成法》。考成法类似现在的考核问责制，明确责任，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考成法实施后，张居正颇为自得的说到：“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大大提升了政府的办事效率。考成法严格的问责机制，让官员不得擅权专用，欺上瞒下。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张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要以身作则。
如果说考成法仅仅只是让官员们心生不满，那接下来的清查田亩的政令，就让士大夫们坐卧不安，愤慨异常了。按照明朝的法令，考中举人的学子，便可享受一定的免税额度，而举人按例是可以做官的，地方上的官员往往也不愿得罪这些日后说不定就要飞黄腾达的乡绅，而在互相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超过了朝廷规定的土地免税额度。张居正二十年前游学之时感慨“民苦于兼并”，巧取豪夺的土豪乡绅，达官显贵，哪一个不是阡陌纵横，绵延百里！清查田亩便是要求各级官员严格执行朝廷的法度，足额缴税。尽管这一条无论对于当时或者日后来看，于贫民并无多大益处，但是对于国家的税收来说，实在是居功至伟。仅以日后的改革成果来论，张居正当政的十年，是明朝为数不多的富裕的十年。
公元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改革实施的考成法以及清丈田亩工作都收到了极大的成效，紧接着他实行了酝酿已久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核心是简化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这是一个世纪后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雏形。从日后雍正财政改革的结果来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如果能够彻底实施，极有可能出现万历中兴的局面，而日后因为不断加收税赋导致官逼民反的局面或许会推迟许多年，而辽东那场战争的胜利天平或许会倾向于大明王朝。
然而，正当志得意满的张居正准备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却骤然去世了。
付诸流水
张居正去世前，躺在病榻上接受了皇帝赐予“太师”的称号，有明一朝，活着能得到如此荣誉的，唯有张居正一人而已。张居正谥“文忠”，这对文臣来说，也是极高的评价，在此之上唯有“文正”而已。
张居正的改革刚见成效，便饮恨而终，但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万历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代明主，只不过他永远都看不到了。然而祸患常积于忽微，张居正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这里固然有周边环境的原因，但他本人亦不是无可挑剔。
为了给政治理想扫清道路，张居正不惜于士大夫瞧不起的宦官结成同盟，这使他在道德上受到文官集团的鄙视；而后的政治改革陆续触动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度受到他们疯狂的攻讦；最为激烈的反对，来自父亲去世的“夺情”之辩，使部分支持他改革的儒家卫士亦颇有微词；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张居正操持权柄，大权在握对小皇帝造成巨大的不安为日后身死政息埋下伏笔；日后的清算行动中，尽管不乏反对者的污蔑之词，但张居正在私德上不免有亏。但张居正为了政治理想，早已抛弃个人虚名，他要的就只有这大明王朝天下富强，国泰民安。
史学家后来分析明亡的原因，曾指出明朝实亡于万历三大征伤了国本，但终万历一朝的三次大战都以明朝的胜利而结束，试想若是没有强大的财政支持，这样的大战胜负会是如何？张居正在去世前曾说国家的财政收入可支十年之用，可想而知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而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也从侧面说明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效。
王安石改革期间，宋神宗颇为自得，说改革虽然让一些官员不痛快，但是百姓得到了实惠啊，宰相文彦博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说尽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实质，宋神宗默然以对。然而它们似乎忘了，老百姓为水，皇帝与其它统治者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张居正触动了现有利益集团，不免受到他们的攻讦，但是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张居正忘了将万历培养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张居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将垂死的大明王朝诊治得重现勃勃生机，万历新政并未进行制度上的创新，仅仅以个人威望进行强权政治获得成功，这成为后世史学家批驳他的重要依据。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改革能够获得成功都是渐进式的，而从考成法，到清丈田亩，再到一条鞭法这样的思路来看，张居正称得上是卓越的政治家，他没有急功近利，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深化改革。天不假年，张居正的骤然去世留给后人一个疑问，他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吗？还有没有后续的改革方案？我们不得而知。而日后的清算张居正导致他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也让人扼腕叹息。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年后，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带着顺治定都北京，战火烧毁了明朝收税的账簿，能找到的是一本万历年间张居正时代的田亩依据，遂将之作为税收依据，而这本册子，正是被废弃的张居正改革成果。
如果说诸葛亮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对于张居正我只能感叹——改革身死烟飞灭，落花流水泪满襟。
后记
从江陵才子到翰林学士，从入主内阁到万历新政，可以看到历经宦海沉浮之后的张居正初心不改，勇于任事，可谓侠之大者矣。然而大权独揽之后的独断专行，表里不一，生活奢靡，私德有亏，而后身死政息，一生心血尽付流水，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位高权重更要如履薄冰，三省吾身不要落人以柄。因而人生真应如其名——居正。
唉，居正不居正，改革付流水。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