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来，我会去村尾的河堤上散步。河宽百来米，深十多米，河坡里的植被郁郁葱葱。河道两边各修了一条五六米宽的绿道。绿道蜿蜒曲折，掩映在绿树红花间，横穿整个龙岗区。傍晚，火烧云倒映在河面上，像一副流动的油彩画。绿道的终端是污水处理厂。在靠近污水处理厂的围墙边有一栋矮房子，里面守着一个和我一样孤独的老人。老人六十来岁，陕西人，质朴，忠厚。其看守的房子里设置了部分河道的供电设备。从河道开工建设起，老人就来到这边，现在河道早已建好可不知什么原因迟迟与有关部门交接不了，老人依旧脱不了身，在这偏僻的地方守了三年真有些难为他。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儿子在这个公司上班，老板要我过来我就过来了。”每次说到有关河道的事，他就叨念这句话，好像能获取些许安慰。
老人年轻时是个小学老师，因为多生了这个儿子，教师资格被剥夺。清闲的老人也在着手撰写回忆录，他预计回忆计划生育时期的往事将花费他巨大的心力和浓重的笔墨。聊天时，老人也毫不避讳为生这个儿子所经历的凶险。据说，镇上计生委的人要上房揭瓦时，他拿出了家里的鸟铳威慑他们，“谁第一个上去我弄了他！弄一个够本！弄两个赚一个！”
“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事？”
“计划生育自然有它的好处。如果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会生五六个孩子，那日子真不敢想象。”
“那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当然有！”
“比如？”
“没给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
“在你的回忆录中，会有我的位置吗？”
“当然有！”
“怎么写？”
“就说在我本该退休的年纪，在偏僻荒凉散发着恶臭的污水入水口，跟小温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老人的儿子比我大两岁，长得很像老人。隔三差五，他会开一辆皮卡车来河道巡查。每隔半个月左右，老人的老伴会带三岁的小孙子来看望老人，可待的时间很短，这让我疑惑不解。
“你那么喜欢小孙子，为什么不叫你的老伴带他在这边常住？”
“嘿，那怎么行！”老人舒展的眉头立刻紧锁起来，“我这里没有空调电脑，又没有游乐场，他是待不住的。”
每隔几天，我和老人会去河对面的年丰村买菜。年丰村里有一个做欧式家具的家私厂，三年里我去过不下五十次，跟我打交道的跟单文员就换了三个，第三个安徽姑娘去年11月底请了产假，现在应该在家带孩子了。每次路过那家公司，我都会加快步伐，不想被那个和我颇谈得来的保安认出。人生真的很奇妙，短短几个月生活轨迹就发生了不小的偏移，有时感觉跟做梦似的。老人买的东西都是促销商品，碰上超市做活动，他就像拿着零花钱去街上买零食的孩子一样快乐。他爱吃土豆，一买就是五六斤，回去的路上，我还得帮他提一会。
慢慢地，我和老人的关系越发亲近大有往“忘年交”的趋势发展，下午游荡到他住所跟他说上一会话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一般，有时想到某一天他可能会突然搬走心里不由得生出些恐慌。
“老哥，如果河道工程交接了，你就回陕西？”
“回去？儿子在县里买的房还没有装修，应该还要在这边待几年。”
“去别的河道看管这类电器设备吗？”
“应该是。”
老者晚饭吃得早五点不到就开始洗米，这时我也得走了。
“明天见。”
“不留下来一起吃？”
“谢谢，不用啦。”
“那个做好了吧？”
“呵呵……”
在和老者的交往中，我始终是以一个为事业劳神的“丈夫”形象（我希望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自居，而你自然是“那个”为一家人生活费心的“妻子”，我敢想象我们的结合，却没有勇气将我们列入幸福美满的家庭范畴，我在期待相濡以沫的爱情？不，我是感受到了婚姻那沉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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