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月底，已经陆续从武汉传出新型肺炎的消息，那时候疫病还很远，对疫病的见闻更多止于调侃。我开始听到有广东人在骂乱吃野味了，毫无疑问，这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一贯对吃没有什么讲究，所以也难得没有什么偏见。于我而言，世间美味，大抵就是春后芥菜出笋，鲜嫩肥甘，可比河豚初上，鲈白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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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讨厌吃狗肉这回事，但不影响我几个很要好的朋友都特别好这一口。食色性也，都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在吃东西和搞关系这两件事情上对别人指点，是一件很没谱的事情。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尔德的话绝不会过时：“这世上所有事情都跟性有关，除了性，性只关乎权力。”拿到吃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吃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仅仅是标识特权和身份。驱车在紫禁城里溜一圈，那路开车其实挺不平整，但每一丝吹到脸颊的风，都在凝神屏气，让你有种君临天下的快意，这种乐趣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难以领会的。
以人为玩物，肉体的快感可能只以秒计，凌人的气势却能长盛不衰。
同样珍馐美味，到唇齿间不过五味纷呈，于睥睨间，却有万千滋味。
但吃野味，却不完全是这种情况。国人喜欢野味，更多是个历史和风俗问题，涉及的是人基本的需求，根本没有必要大张挞伐。中国历来饥荒频发，等到谷物竭尽，一切大地所产都能进人肚腹，甚至泥土，何况活物。所以灾难的记录，很大程度上是由食谱来承载的。田鼠，野兔，鸟雀，虫蛆，人说老广无所不食，说这话大多语气高傲，若是让他记载历史，历史固然不吃人，也算多了几分体面。
大家都笑我是民族主义者，就拿我今天冒充东北人，明天精神河南人的兴致来说，我一个老广口里不那么亲切的北佬，现在也不免要为老广辩护几句。吃蝙蝠真的不叫事，不信你喝一口臭屁醋。我第一次碰到房东大娘熬这玩意，跟我爸满屋上下找了半天死老鼠。你要让我喝一口这个，我能给你表演生吃癞蛤蟆。谁成想我娶了个爱喝臭屁醋的老婆，真是天理循环，所以这话说的也有点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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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吃这东西，跟族群本就没有什么关系，说起吃蝙蝠，我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我老婆却是大惊小怪得很，给我转了好几个视频恶心我，一直追问我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你要问贝爷出生在哪里，我可能不知道，但他现在在哪我很确定，他就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如果有欧美傻白甜问我中国人咋啥都吃，我会回他，我们不吃欧洲人，太费孜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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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这次连广东人都在骂吃蝙蝠？因为吃出问题了呗。人的不理性，一个是同情，一个是迁怒。同情倒还好，毕竟没有人同情街头的乞丐到要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他；但是迁怒就不那么客气了，还是很容易冲动到要把人推下悬崖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把疫病的来源指向偏离了无恶不作的蝙蝠，甚至推离了臭名昭著的野味市场。但退一万步来说，如果这次疫病来自蝙蝠，那也没有必要对国人吃野味气急败坏。
因为瘟疫这东西有个特点，它一直与我们共存，人类的身体寄居了几千种微生物，我们的基因里，有上万个来自病毒的片段。病原体来自哪里，其实是一场瘟疫中最无关紧要的部分，无论瘟疫由什么引起，它本身都来自死神。它朝向人类全体，它以人类的生活方式为敌，它的目的是杀死足够多的人然后躲在人类的影子里。本质上，瘟疫，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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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只蝙蝠，和救一只候鸟，在触发瘟疫这个机制里面，它是一码事。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明白艾滋病是如何诞生的，但还是有很多人言之凿凿把矛头对准同性恋者。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西班牙大流感是如何起源的，尽管它夺走了几千万条人命，我们至今还叫他西班牙流感。因为瘟疫爆发，而去指责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是一件很不讲道理的事情。就像国外有人，把这场瘟疫归咎于华人甚至排斥华裔，某些组织极力阻止这次疫病被命名为武汉肺炎，这些都只是我们在面对瘟疫的恐惧，恐惧饲养偏见。
如果有什么值得我们在瘟疫爆发时大加指摘，那我们只能指摘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是唯一超出大自然限制种群规模的生物，人类文明建立在人类超大规模的基数和超级频繁的联系之上，这远远不是人类的自然属性，所以大自然一次次妄想用瘟疫和饥荒来修正这个错误。这是一场人类和自然永恒的战争，曾经我们依靠与微生物妥协与他们共享身体来生存，现在我们靠吸纳病毒DNA组建我们自身来与大自然间歇性的开战乞和。没有这种战争，就没有所谓的人类文明，而一次次瘟疫，就是对我们人类存在的嘲讽。
人类能发展到什么规模，仅仅取决于我们能制造多少资源，和我们能抵抗多少瘟疫。工业化和现代医学，已经帮我们走出了远远超出我们祖先想象的行程。而我们承受的，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的疫病爆发。
当然，这也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应该去追究疫病来源。因为找到疫病源头，找到零号病人，我们才能完整绘制病毒的突变迭代过程，我们才能控制这种病毒，与它暂时休战，然后与它一起生存下去。这个是疫病溯源的唯一意义，并不是相互指责，也不是缔造偏见，在死神的镰刀下，没有相互倾轧的空间，只有层叠的尸体，和谷物一般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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