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任何道德洁癖的希望。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半人半鬼，凑的太近，谁也没法看。
他思来想去，最终依旧选择敏感选择穿上那身敏感的刀枪，敏感锐利地对向别人，也对向了自己。
前面我们讲了鲁迅人生各个方面的经历，同时也听了他很多深刻道理，这可能会造成一个印象：鲁迅都是对的，鲁迅是完美的，这显然是对鲁迅的误读。
鲁迅之所以能说出一些对的道理，戳穿一些不对的人和事，就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并敢于剖析自己的不完美。小说家东野圭吾说：人性这东西，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任何道德洁癖的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半人半鬼，凑太近谁也没法看。这句话非常符合鲁迅的人性论。
但是鲁迅更深刻的地方在于，他经常凑近去看自己内心的半人半鬼，想要理解别人的内心，最好的方式就是直视自己的内心。今天我们就来走进鲁迅内心的阴暗面，聊聊鲁迅的缺点。
第一部分：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
如果要问成为一个作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答案可能有很多，但不管有多少种答案呢，其中肯定会有一条叫做敏感。足够敏感才能看到不易察觉的细节，体会微妙复杂的情绪，这样写成的文字才有质感。
鲁迅很多顿悟时刻和绝妙好词都来自于这种敏感，比如在日本看到砍头幻灯片，促成了他用文艺改造社会的思想转变。如果没有十分敏感的神经，也不会写出《狂人日记》里草木皆兵的狂人形象。
但是敏感是鲁迅写作上的优势，却也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性格缺点。为此，他没少得罪人，自己也没少吃亏。原因就在于：敏感是一头哥斯拉，会繁殖出其他问题，敏感容易滑向多疑，鲁迅自己就承认这一点。他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极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
他的许多论敌就抓住这个软肋，在打笔仗的文章里给他贴上多疑的标签，多疑就是不肯轻信，然而，一旦信了，又会滑向偏执，其他意见就不太容易听得进去。鲁迅的终生挚友许寿裳，对他有一个评价：“目光炯炯而带着忧郁，时时屏气曲举，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性格敏感。”
鲁迅的敏感多疑，有本身的性格底色，更主要的是其他的后天原因，这个我们下文再讲。现在我们先来讲讲这种敏感的性格，造成一些人际交往的事故。第一个要讲的是“杨树达袭来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1924年11月，在此之前还有个“杨树达小插曲”。那时，公务员鲁迅的副业是到北京的几所学校里做兼职老师，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3月25号，这一天，他接到北师大注册部的一封信，措辞让他很不舒服。鲁迅觉得这背后有人指使，于是在27号就写了篇辞职信，交上去。
热爱他的年轻学生首先坐不住，去了四个代表挽留，弄清楚情况之后，北师大国文系主任杨树达亲自登门解释，这才消除误会，确认那封信真的是注册部员工写的，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于是，鲁迅呢，收回了这封辞职信。
过了大半年，有个自称杨树达的人来敲鲁迅的家门，这是领导家访了。鲁迅让女仆请他进来，进来一看，根本不是杨树达，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声称自己是鲁迅的学生，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冒名，只当做重名，毕竟愣找上门来的年轻拜访者，他见多了。
年轻人长的还算周正，但说起话来就非常邪门，张口就要钱，鲁迅就说没有，接着还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把鲁迅听的是一头雾水，这样拉扯半天之后，年轻人突然往鲁迅的床上躺平了。年轻人大概是疯过劲儿了，站起来要往外走。鲁迅追上去问他到底是什么用意，也没问出个究竟，让他走掉了。
这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把搞得鲁迅很火大，反复琢磨年轻人那些逻辑不通的话。鲁迅感受到了“侮辱和恫吓”，于是他写了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发到《语丝》上，描述了经过。最后，他得出的判断是，是学术界或文学界的敌人，弄个疯子当武器来对付他，目的是警告他，别做那些对着干的文章。他觉得手段很低劣，竟然找到一个青年学生装疯子。
文章发表之后，很快有几个北师大的学生做出说明，这个年轻人确实是北师大国文系的学生，真名叫杨鄂生。的确有神经错乱。知道了原委，鲁迅很过意不去，写了篇文章，辩证做出了自我批判。认为这件事意外的触发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这位杨同学早日恢复健康，鲁迅感觉自我批评的还不够深刻，他又发表了第二篇辩证，建议《语丝》把杨鄂生同学说明真相的文章发出来，赶紧消除误解，并自嘲道：由我造出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杨鄂生最终病死于1925年，鲁迅在日记里记过一笔，可见那事之后，鲁迅一直没能释怀，还在关注杨鄂生的情况。
到了1925年，也发生了一件敏感导致的人际交往事故。这次受伤的就不止一个了，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4月30号，鲁迅收到了署名“丁玲”的一封信。这种年轻作者来信，鲁迅隔三差五就会收到好几封。内容无非是求写作指导，求帮忙发表，有时干脆是倒倒苦水的吐槽。
一般来说，鲁迅对年轻人心肠软，能回尽回，应帮就帮。但丁玲的信，鲁迅扔到一边理都不理，已读不回的杀伤力，鲁迅表示略懂。
简单交代一下背景，前面讲过的女师大的风潮，这时候已经发酵，马上要爆发。鲁迅为首的语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正在激情论战。论敌什么花样都敢上，什么脏水都敢泼，比如后来陈源就敢空口白舌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抄袭日本学者的著作。
所以啊，在这种关键时刻，鲁迅对于陌生的人或名字都格外敏感。丁玲，这个陌生的女性名字让鲁迅起了疑心，他想到常有男的用女性的笔名骗发表的故事。北大有个叫欧阳兰的男生，用自己女朋友的名字琴心投稿，就骗了不少男编辑。鲁迅身边的人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就过来说，周作人那里也收到一封笔迹很像的信，署名休芸芸。
孙伏园甚至断定，丁玲就是休芸芸，因为他对这个笔迹太熟悉了，休芸芸给晨报副刊投了很多次稿，孙伏园看不上，投一次拒一次，有一次编辑部开会，他把休芸芸的稿子排成一长条，说这是一位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全部扔进废纸篓。
如果丁玲就是休芸芸，也就表明丁玲就是沈从文——休芸芸是沈从文的笔名。断案断到这里，一旁的章衣萍，再来一个神助攻：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
可以下结论了，这就是沈从文在搞鬼。这样一来，这封信让鲁迅对沈从文有了两重反感，一重是男作者用女性笔名骗发表，人品就不咋地。另一从是孙伏园对沈从文的强烈反感情绪也传染了鲁迅。
没想到很快就来了第三重反感，这件事过去没多久，一天有个叫胡也平频人来拜访鲁迅，递上一张字条：丁玲的弟弟。鲁迅见到字条气的要报警，对佣人大声说：说我不在家。
鲁迅认为，没给沈从文回复，他就来故意找茬。顺便要说明的是，胡也平也在状况之外。当时他正在追求丁玲，在字条上那么写，只是想套个近乎。一来二去，沈从文在鲁迅的印象里活如一个小丑。
这年七月，鲁迅写信给钱玄同说，沈从文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欧阳兰也常如此。这个事故比较严重，一下伤了两个年轻作家的心，既否认了丁玲的真实存在，也让毫不知情的沈从文彻底躺枪。
丁玲后来回忆说，她写这封信的时候不认识胡也平，更不认识沈从文，等不到鲁迅的回信，是丁玲决定结束北漂的一个重要原因。她说，“他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
好在丁玲这个冤案得到了平反，后来，当鲁迅得知丁玲确有其人的时候，照例做了一个辩证，承认自己又错了。一想到她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老家，就对自己没有回信这个事情感到很不舒服。
1931年，丁玲到上海，一度和鲁迅走的很近。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鲁迅也出力奔走营救。外界误传她的死讯时，还提笔给她写了悼亡诗。
另一边，沈从文就始终没有等来鲁迅的辩证。鲁迅的不回应，不道歉，对沈从文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美国学者金介甫就此问过沈从文。沈从文说，当时他就知道这件事，并为此感到非常恼怒。
在一些研究者眼中，鲁迅和沈从文是最有成就的两个现代作家，代表了中国现实文学的两方向。而在现实中呢，他们也确实不在一个方向，保持着距离，偶尔还有一些金派梅派的争论。
一直到了晚年，沈从文再次复盘这件事，比较心平气和了。他认为，鲁迅骂他，讽刺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鲁迅身边有人不断挑拨是非，帮他找可骂对象。小报一登，鲁迅一看，就受了影响。
最后这样的一个事故还是跟一个大作家有关，林语堂。和上面这些例子最大的不同是。林语堂一度是鲁迅最亲近的朋友之一。1925年，鲁迅的语丝派和胡适的现代评论派打笔仗，林语堂就是语丝派的得力干将，他们经常打漂亮的配合战。鲁迅发表痛打落水狗的犀利观点，林语堂就画一个《鲁迅先生打耙尔狗图》的漫画图解。
1926年，鲁迅有点内外交困，内是他和许广平的恋情。外是他和教育部闹得不太愉快，公务员的差事不好干了，他想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但没有好的去处。就在这时，先一步到厦门大学掌管中文系的林语堂，说动了校长开出400元每月的高薪，把鲁迅挖了过去，替鲁迅解了一大难题，这是他们友情的高光时刻。
虽然后来他们在文学观念甚至政治观念上发生一些分歧，但是他们还是会相互写信，有空一起约饭的好朋友。1927年，鲁迅刚到上海，林语堂得到消息，当天晚上就去拜访。谈到深夜，由于现在都生活在上海，共同好友也很很多，他们来往的也很频繁，但在1927年，一次饭局上的误会，让两人的关系有了裂痕，这就是“南云楼风波”。
这个饭局的主题是：鲁迅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协商版税问题，这个是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提到过。鲁迅和李小峰，不仅是写作者和出版商的合作关系，他们是师生，也是密友，所以当鲁迅算了账，发现被拖欠了一笔巨额版税，心里有遭到背叛的愤怒，后来闹到差点要打官司的地步。
经人说和，李小峰有意私下和解，足月分期还款，鲁迅还是念旧情，同意了。于是李小峰设宴招待，来了不少共同的朋友，林语堂夫妇也在内。本来酒席的气氛挺轻松愉快的，解决了一桩公案，又是老友聚会，鲁迅看上去心情也不错，就多喝了几杯。
没想到快到散席的时候，林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鲁迅听了，砰的站起来和他理论，由理论发展为争吵，由争吵发展到快动手时，鲁迅被拉回座位，林语堂夫妇先行离席。当晚鲁迅把这个冲突写在了日记里，他说林语堂语含讥刺，那么林语堂到底说了什么，把鲁迅激成这样。
林语堂晚年写自传，写到这一节，说事情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期间，他提到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张友松。这个人鲁迅也熟，和李小峰是同行对手，都是搞出版的。
鲁迅认为，林语堂在这时候提起张友松，言下之意是他和李j峰打官司，好像是受了张友松的挑拨。这种讥讽，鲁迅忍不了。
林语堂说，他们像一对雄鸡，足足对视了两分钟，这就是整个误会的经过。在同席的郁达夫看来，鲁迅当时有点喝大了，比较敏感，另一边呢，林语堂急于申辩，双方把空气弄得紧张起来。
郁达夫说，这件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也明白了，他和林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鲁迅逝世后，林语堂撰文怀念对自己和鲁迅的关系，他概括是：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疏离的第一次就指上面这件事，他们的友情始终没有破裂。林语堂在悼文里说的，……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下面我们讲第二段，我希望长存单纯之心。
关于鲁迅敏感造成的很多例子，就说这么多，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鲁迅如此敏感。假如抛开先天的个性气质分析起来，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后天的原因：
第一个，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们常说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鲁迅的成长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由小康之家堕入困顿，成年的嘴脸的险恶，亲人的落井下石，催熟了少年鲁迅的心性，也磨尖了他的神经。
第二个，持续一生的生理病痛。这个是我们最常忽略的一个方面。鲁迅人生的最后几年都是由一个叫须藤五百三的日本人给他看病。须藤给鲁迅整治当下的病，鲁迅给他讲述自己从前的病，鲁迅去世后，须藤把这些整理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份特别的鲁迅体检报告，鲁迅的身体差到什么程度呢？
七八岁长龋齿，二十七八岁牙齿全部坏掉，牙齿不好带来肠胃问题，在十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吃的是辣椒拌米饭，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并进一步加重了肠胃问题。
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天，须藤罗列了鲁迅身上的各种病：痔核，牙齿全缺，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喘息，肺结核……其中很多都是常年的老毛病，须藤医生认为，一般人身体弱成这样，仅仅活着都要用尽全力，但鲁迅还能保持高强度工作，简直是医学奇迹。
他认为，撑着鲁迅的不是体力，而是精神，一个人身体这么坏，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难不敏感。听完须藤的唠叨，鲁迅还有精神跟他开玩笑说，“只要没有得花柳性病，就证明自己是纯洁的。”
我们还会想到鲁迅有一段相当长的纯洁期，就是和徐广平好之前，几乎禁欲的生活。鲁迅曾分析禁欲者的心理，也可以看作是自我的解剖。他说，生活不和自然，性状就会大变，看事无味，看人讨厌，压抑自己的性欲，还会对别人这方面的事敏感多疑，羡慕嫉妒恨。
这些事生理上的问题，都是造成鲁迅性格敏感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险象环生的战斗环境。鲁迅曾经表达过一个委屈，就因为他的文章有流量，别人只看到他骂人，却从来不去看别人是怎么十倍百倍攻击他的，套到鲁迅的性格上也是同样的。我们只看到他的多疑和敏感，却没有看到他所在的处境是否允许他保持天真和单纯。
所以这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人生的每一次大动作，换个工作，换个城市，换一种生活方式，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困难的处境，躲开敌人的明枪暗箭，保存性命，继续战斗。
用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的话讲，当时鲁迅是所有人的公敌，也是他自己的敌人，社会上到处是阴谋流言和陷阱。被写下的目瞪口呆的事，他经历的很多，在这种八面受敌的情况之下，鲁迅像是进入了一个无物之症，这时候他的过分敏感，就是一种自我保的强烈防范意识，随时准备抵挡八方来敌。
敏感另一端，鲁迅又是单纯的，甚至说有点呆气。他常对徐广平说，“我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贼就疑心一切的人。”鲁迅无时无刻不想放下这身敏感的刀枪，放松一下。他翻译过一句话表达心声，我希望长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间事。
可是呢，当他一放松下来，就给敌人和骗子可乘之机，事后他又开始反思：“我大意了，一不疑虑，偶动友情，就成为我的弱点。”
最终，鲁迅左右为难，敏感是弱点，不敏感也是弱点。他思来想去，最终选择依旧敏感，选择穿上那身敏感的刀枪，敏感锐利的对向别人，也对向了自己。
这节课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了，最后要说的是，与其说我们今天呈现了一个阴暗面的鲁迅，不如说是为了呈现一个更为完整的鲁迅。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我们顺着鲁迅的目光向外看，也顺着他的目光向内看，试着去看自己的半人半鬼。因为发现自己阴暗面没啥事，承认自己内心有阴暗面，也没啥事，也正因为知道自己内心的有阴暗，才要经常的自我反思，才要用道德去约束自己的内心的阴暗面，这样我们才会去思考如何摆脱鬼气，去做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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