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之间的爱情,很多人会拿“同性恋”一以贯之,它即代表一个群体,也反映一个现象。但我不想用这个词开始我的文章,它只有三个字,读起来也很轻快,用这样轻飘飘的词语去形容贯穿人一生的伟大情感—爱情,我觉得轻浮,不认真,也不是很尊重。
我了解的与同性相恋的名人中歌手占了很大一部分,国内有哥哥—张国荣,国外有骚姆和戳爷。我对他们的认识都是始于歌声,陷于颜值,忠于人格。哥哥生前的最后时光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他说:“Depression(沮丧、抑郁)。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呢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下款署名:Leslie。
饱受抑郁症折磨的他在最后的阶段也不忘感谢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最后的两句话也令人动容,“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这句话是呐喊,是不服,也应该是一种解脱。
戳爷的歌词中也有很多写到了他与他男朋友:
We are running so fast,and we never look back, and whatever I lack, you make up:行色匆匆,从不回望,我所有的遗憾都有你补充。
Forget all the shooting stars and all the silver moons,we’ve been making shades of purple out of red and blue:天上流星飞过,银月流淌,我们也都忘掉。你我一起,就能筑起逃离蓝红的紫色屏障。
在他青涩腼腆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坚韧与勇敢,他十八岁时就在YouTube发布视频,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并正式出柜。他说,同性恋并不是什么羞愧的事情,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同时,戳爷得到了父母和亲戚的理解和支持。他登上过同性杂志,出演了同性题材的电影,还频频为同性恋人的权利发声,推动了澳大利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在现实中也认识有与同性相爱的朋友,和他们呆在一起会很舒服,而且一点都不尴尬。我从他们的身上能看出来爱流淌的痕迹,能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他父母的样子应该挺难的,但是我看到他们脑袋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一定特别相爱,也一定特别爱他。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据我所知,我身边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在面对同性相爱时都会选择尊重并且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我觉得这样很好,但从国家和历史的方面来看,这样的想法真的很“勇敢”甚至很“伟大”。
2017年5月24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宣布了同性婚姻合法。这条新闻大家也许会有印象,但是多少人知道台湾是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地区,而且台湾是亚洲仅有的对同性恋从来就没有法律上歧视的地区。
在我国,二零零一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我不想对这句话进行解读,但这也是我不想使用“同性恋”这个词语的原因。
柴静在《看见》中有对同性相爱的人的采访,在二十一世纪初,母亲对自己与同性相爱的孩子的态度是:“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社会对这样的人的态度是:“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你去了医院和医生坦白你的身份,医生会告诉你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
柴静问研究同性恋的学者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振聋发聩,中国有很多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发展速度一流,但在性教育方面则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很多父母参与不到孩子的性教育中来,把隐瞒当作解释;在公共场合让人看到自己身上装的安全套会让人笑话,猜疑,甚至诽谤,但在安全和卫生这件事上,一点的退缩也不应该有。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这句话不是在把人与动物做比较,而是说这种现象是人的本能,是像蜜蜂采蜜,鸟儿筑巢一样缓缓流动在生命中的无比正常。
爱情不是器官与器官之间的反应而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肤色,年龄,性别都不是能取决爱与否的因素,我们呼吁大家正确看待爱情与性,不是在跟风,不是要证明什么,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快乐,让更多的人更加自由,拥有更多的空气与空间。因为,爱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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