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工作是新兴事业，取得诸多成绩，但仍有不少不足，认识和政策及具体工作措施仍有诸多盲点。
一是对认识和理念仍待进一步深化和厘清。非遗不是文物，也不是什么活态的文物，已有广泛共识。但把非遗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物件、一个对象，把因材料、技术所限形成的生产方式简单地等同于传统，仍相当普遍；在申遗问题上，抢注、抢夺、文化遗产他国化等不科学的提法时有出现。非遗文化、非遗产业等概念混乱现象也不少。
二是对保护工作规律的把握还需深化。既存在将传承活动与文化生态割裂、不注重保护非遗实践环境的问题，也存在对传承人群主体地位和创造性表达权利尊重、保障不够的问题。
三是法律需要完善。主要涉及非遗的科学定义和准确分类、制度类社会实践遗产的地位、法定保护措施的全面性、对遗产持有者的权利保障等方面。
四是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制度设计需要深化。
从项目名录来说：入选名录的标准需要科学审视，这里涉及对非遗本质特征、项目当代价值的把握，对相关内容及呈现方式合法合规性的评估；对已经失传、失去再创造能力、不具有当代价值、不符合法律法规的项目，是否可以认定或继续认定为非遗的代表性项目，如何建立退出机制，也需要深入研究。
从代表性传承人评定来说：有些文化传统属于大众爱好、群体性实践，其延续对个人技艺依赖程度不高，这样的遗产项目有没有必要评定代表性传承人；有些项目原来传承困难，现在逐渐恢复生机，实现了大众传承，是否继续评定代表性传承人；有些遗产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相连，现在已经失去实践环境，比如劳动号子，还有没有必要评定代表性传承人。
五是分门类的保护政策措施虽有突破性进展，但尚未完整形成既覆盖所有门类、又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保护政策体系。
六是工作方针与工作重点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必要调整和明确。前些年制订政策框架的背景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人口大规模流动引起非遗传承和实践环境急剧变化，很多文化遗产不仅传承困难，而且本身的存续都成了问题；一些文化传统及其传承环境遭到人为破坏；非遗及非遗保护尚未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遗产的存亡是第一位的，引起重视和关注是第一位的。因此，政策指向是抢救第一。但抢救工作进行到一个阶段，就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目标作出必要的调整。
七是正在展开的重点工作需要及时评估绩效，发现和研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提高工作水平和成效。比如：
研培计划的针对性，传承人参加研培后的获得感，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实施路径的清晰度，传统工艺工作站的可持续性，相关支持政策如何评估和调整。
记录工程的实施目标和具体路径，如何保障其学术性和专业性。
关于抢救性记录，怎样才算实现了抢救；把技艺抢救性地记录了下来，但这个项目本身的存续状况如何，如何对待？
八是绩效评估工作如何实现制度化，提高科学性。不仅要建制度，还要考虑用什么眼光、什么标准去评估。对各地包括社区、群体的非遗传承实践如何评判。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用对非遗的错误或一知半解的认知和观念，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帽子，去评判和指责生动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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