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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模样

因为你,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模样

作者: 彩云清扬 | 来源:发表于2018-12-21 10:52 被阅读114次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初读《我们仨》时还是一个激情彭拜的少年,再读已转眼为人妇,人母。身份变了,心境变了,感动却一如既往。

      爱,是互相尊重和欣赏

    第一次见面,他着急地解释:“我没有订婚。”她连忙辩白:“我也没有男朋友。”

    当时的岁月正好,青春正好。她恰如天边的一片云映入他的波心。她爱上了他纯如赤子地憨痴,他爱上她的聪慧灵秀。自此一生携手共度,不离不弃。

    他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一把抓。他打翻了墨水瓶,染了房东家的桌布。她说:“不要紧,我会洗。”他不小心把台灯砸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

    他把家里的门轴弄坏,手足无措像个孩子,她说:“没关系,交给我。”

    她晚睡晚起,他早睡早起。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除了特殊情况,除了他有病的时候,他总是做早饭给她吃。他笨手笨脚,在62岁的时候才学会划火柴,仅仅是为了让她起床就能吃上热乎乎的早餐。

    他是她的英雄,也是她的孩子。她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情人。

    她认识他之前不会做饭炒菜,不知道扁豆是吃豆还是吃壳;他认识她之前不爱活动,从不随便出门。认识他之后,她变得坚强,学着炒菜做饭,并甘之若饴;认识她之后,他总陪她散步,专挑不认识的地方走,说是“探险”。

    因为有爱,所以能轻易地互相改变,互相成全。

    他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她说:“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

    心境淡然,穿越苦难

     他与她都出身书香家庭,青年无忧无虑。中年遭逢家国变故。一路奔波一路风尘回到祖国,竟无一稳定居所。时而挤住在钱家,时而住家娘家。

    她常一早出门,晚饭后到家,她做家庭教师,做校长,写剧本;他时而昆明,时而蓝田,也时而代课,为的都是口体之奉,为的都是生活。

    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其实难的不是身体,更是心理。钱钟书与杨绛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疾病还是贫穷,彼此相互扶持,相知相守,深情如初。

    她说:“生活虽然艰苦,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

    他说:“从此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建国后,时期特殊。他们离群索居,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他们在政治漩涡中被颠来倒去却始终清醒,他们颠沛流离,不停的改变居所,环境逼仄,却始终自得其乐,不怨天不尤人。

    因为他们心境淡然,不求富贵腾达,只求一方书桌一本书籍,也因为他们聪慧达观,能穿过历史的乌烟瘴气,坚守初心不变。

    热爱生活,且行且歌

    “木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杨绛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苦难是人生的常态,然而在苦难中时时感受到快乐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他们生性单纯,不谙世故,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常常遭人非议。然而他们却能够很好的自解。

      出门散步,他们说是“探险”;平常的家具琐事,他们称为“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别人吃馆子是吃饭聊天交际,他们吃馆子是看戏: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这一桌是亲戚……他们是三个人,而又不止三个人,因为每个人摇身一变,都可以变为好多人:钱媛和爸爸是哥们,和妈妈是姐妹,钱媛和爸爸是妈妈的两个顽童,钱媛和妈妈是爸爸的两个学生,钱媛和爸爸会连成一派向妈妈造反,也会和妈妈联合起来笑爸爸是色盲。

    总之,杨绛先生说:“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乐趣。”

      当别人为生活蝇营狗苟焦头烂额之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且行且歌。也许这个天地并不宽广,但他们总能找出乐子来。1973年12月,他们不能与强邻相处出逃北师大,一家三口仅有一间办公室容身,杨绛先生说:“这间房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居室虽陋,心宽了,天地也就大了。还有什么风雨能打到心无挂碍超脱物外的他们呢?         

        尾声

    因为钱钟书,她才是杨绛;因为杨绛,他才是独一无二的钱钟书;因为有这样的父母,她才是我们心中宽厚圆润的钱媛;因为钱媛,他们才是可敬可爱的父母。

    世事冗杂,波动流离。随波逐流之时,我们常常忘记了爱的滋味,记不起爱的样子。《我们仨》告诉我们爱不是索取,是成全;爱不是放弃,是坚守;爱不是忘记,是怀念。

    “秋风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一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有吹,柳条上已经发芽了。”岁月更替,老病相催,他们都老了。

    1997年早春,阿媛走了,杨绛先生说:“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月。”白发人送黑发人,她不敢哭泣,不能哭泣,因为87岁的钱钟书先生正躺在医院里望眼欲穿。

    她去探视,他问:“阿媛呢?”

    “她回去了!”

    “她什么??”

    “你叫她回自己家里去,回自己的家里去。”

    自此,钱先生再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直至临走前强睁着眼睛说:“绛,好好里。”

    三个人就此离散了,仅剩一个老人踽踽独行,形单影只。

    她说:“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说:“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仍然记得十几年前在大学图书馆里拜读这本书的场景。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阴云密布,大雪纷飞,那时杨绛先生仍在;如今时光流转,晴空万里,而杨先生走了。

    大师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一段难以填补的悲伤和空白,然而在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里,他们三人应该团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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