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别材，意指另一种才气。别趣，指另一样的兴趣。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渐悟和顿悟其实并非完全对立，绘画、书法都从临摹开始。读万卷书的过程，就是渐悟的过程。一朝领悟，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说的就是顿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渐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一味纠结于顿悟和渐悟，并无意义。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失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从这里，基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严羽明推汉、魏，实尊盛唐。
“诗者，吟咏情性也。”把握到了核心。兴趣，则是指一种兴会、情调、韵味。
诗歌发展到盛唐，风格丰富多彩。大约划分的话，有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或浪漫诗派、现实诗派。不管怎么分，诗的主旨多是表达自己的情感。
诗歌发展到盛唐，形式也是多样。五七言的格律、古风、乐府、叙事长诗等等，诗人根据情感抒发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体裁。所以，唐诗给人的感觉就是浑然天成，没有雕琢的痕迹。所谓羚羊挂角就是指这个。格律诗在盛唐达到巅峰，却并没有成为诗歌的束缚。相反，格律本身就有其独特的美感。
相比较，宋诗的创作数量不可谓不丰富。按《全唐诗》收诗共49403首，而《全宋诗》约27万首，5倍不止的差距。然而宋诗在形式上越走越窄，在格律的胡同里越钻越深，寻章摘句，不可自拔。同时在内容上，说理、议论之诗越来越多，而展现真性情的方面越来越少。
盛唐诗歌的繁荣，并不只是李、杜，还有许许多多高水平且具有各自特色的一流诗人。前者只是最璀璨的两颗明珠，后者才是盛唐诗歌繁荣的支柱。
不由得联想起华语流行乐坛，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其最好的时代。以香港乐坛来说，那时候无论是谭张争霸也好，四大天王也好，都只是一个小小的视角，真正撑起其繁荣的，是其他众多的歌手，几乎每个都能推出经典的作品，每个人的声音都具备其独特的辨识。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其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其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别人的才气终究是别人的。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一味地去学唐诗的某一个优点，本身就已经钻了牛角。如果被学的那个诗人或者那个技能点本身就不是上乘的，比如“郊寒岛瘦”，其结果则可想而知。
严羽写《沧浪诗话》，推崇盛唐诗歌，言下之意也自然是鼓励学习盛唐诗。所以在举例时，刻意选择了白乐天、李商隐等中晚唐或者非盛唐代表诗人。
事实上，以宋朝的诗人学唐人诗来说，不可能不去学李、杜。可惜的是，诗的境界，学不来的，因为这不仅仅关乎诗人自己的才华，同时还有社会因素。盛唐诗歌的那种气、韵，也只有在盛唐这个独特的，强盛而又开放的历史时期才能够展现。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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