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些年看《繁花》，金宇澄用漫不经心的笔，演绎了民国芸芸市井的街巷，耳畔徘徊的是吴侬软语的嘈杂，触景伤情的是平凡世相的流水席。而葛亮不同，他用两个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破碎还原了人世间的荒诞，用飘忽不定的纸鸢道尽了时代的浮沉。
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述，“那个时代，于人于事，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小说虽以沉重的史海为背景，作者却无意时代的厚重，反而执意勾勒人的品性，展现的是大时代中人的自我救赎。
此番经年，卢文笙在毛克俞课堂上画的雏燕风筝，虽然两翼上画着的花开富贵、福禄呈祥的意像，却终究逃离不了“命悬一线”的判词。书中的人物，也如这风筝被时代牵扯，既“命悬一线”却又“一线生机”。故事开头卢家睦货物失而复得，所象征的正是这沉重命运的起兴。后至日军攻占南京，昭如举家外逃，冯家碎风飘絮，无不处于身不由己却又尚能保全的境地。上帝不言，又像一切皆有算计。令人痛苦绝望的，不是这既定破败的命运，是这身躯被大风吹打得七零八落时，却总有一丝一线始终紧紧地攥着土地。文笙弃笔从戎，九死一生，却又得以回到了天津。冯家通日叛国，纵使今非昔比沧海桑田，却终究还是存了下来。“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得好看。活着，怎样活，都要活得好看。”孟昭如这一番话，说尽了生活的辛酸，却又零零散散地透露着岌岌可危的希望。
陈思和评论《北鸢》说，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是关于文化的民国。葛亮似乎在渲染时代的压迫感的同时，又将人从历史的沉重里抽离出来，还原“个人”以精神。很多关乎历史的小说，总以历史的关键节点为线索，从这一事件过渡到另一事件，以历史的进程推动“个人”的变化。所幸的是，葛亮有意忽略岁月的浩荡，书里的人物却总沾染些仁义道德。卢家睦继承了殷实的家业，却在乱世中张口闭口良知仗义；孟昭如宽厚仁义，体恤下人，又能配合丈夫的“迂”；言秋凰痴迷戏曲，恪守于心的是暗杀日本军官的勇气。难为可贵的是，作者并非把“义”与“气”仅仅聚集在少数的几个人中，而是将这种力量扩散开来，成为了平凡百姓的精神体魄。管窥之中，是民族的真精神。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提到，一个故事的生命在于它的细节，因为细节代表了故事超越的部分。时隔多月，家睦在天津与昭如重逢，灯下相顾无言，家睦说道，"何当共剪西窗烛，这不，说来也来了。''昭如贫嘴，怕是想的不是和我共剪。家睦却执了她的手，上海都有了洋灯，怕是将来想要剪，都没了机会。这文人之间的斗嘴雅趣，在那动乱的年代显得可爱又着实令人心疼。“洋灯”和“烛火”的碰撞，实际上也象征着新旧文化的变革与冲突。楔子里，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平铺直叙的对话，没有渲染和修饰，却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道义给阐扬尽致。时过境迁，龙家仍铭记着龙师傅当年许下的诺言，这精神是在破碎的时代面前夹缝生存的遗物，在到处是红灯绿酒断壁残垣的今天，显得格外弥足珍贵。
故事的最后，是老文笙和老仁桢去夏场里放风筝。文笙最终还是用小刀截断了风筝的线，这风筝便借着东南风的力，远远地飞去了。书里的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苦难后，仍能保有一颗面对命运也能不卑不亢的心，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勇气。
忽然忆起戏子秋凰最后那一场绝唱。她刺杀和田后，用颤抖的手给自己上妆。她执起鸳鸯剑，用尽生命的力气唱着：君王意气尽，妾妃何聊生。
没有观众，戏也已经散了。可这生命却如同那纸鸢越飞越高，终究没有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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