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怀疑与批判，有利于科学思想的进步。我要求自己有创见，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某些甚至可称为重大理论的提法是否正确，当然，能力是一大限制因素。
以下仅记述本校经济学教授在课上对某些提法的个人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何况还有许多至今为人类所困惑的奥妙所在。
“知识经济”的提法相信对大家来说是耳熟能详了，然而在我们广为传用的同时，有谁去想过其合理性呢？有些学者，如中某院副院长王怀宁在他的讲座上说到“什么‘知识经济’，狗屁”其不屑自然来自于他本人理论方面的见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都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而知识作为要素是贯穿人类发展史始终的，所谓“知识经济”并不能与上述经济形态属同一范畴，不伦不类，因而此说并不成立。倒是有国外学者曾著文表示，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已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并将持续几十年；正如信息经济取代工业经济，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生物经济将统治人类。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知识经济”一词的由来。大约在四年前，联合国发展组织针对知识在当今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态势制作了一份备忘录或者说文件吧，于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办公室案头就多了这么一份以供参考的资料。他读后觉得该文论述冗长，就以政治家一贯的做法大笔一挥，改为“人类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克林顿先生也就成了“知识经济”的始作俑者。恰逢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两人论谈间知识经济的话题不免常挂在克林顿口头。说者有意，听者亦有心。江总书记回国后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要发展知识经济。一言九鼎，于是这舶来品广为流传了。至于老克是否有因美国科技力量雄厚而将中国视为信息业巨大市场的深意或者说别有用心什么的，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如今故人尚谋其政，老克却已在野赋闲，世事变化之快令人喈叹不已，姑且记这一段史海轶闻以供回忆吧。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乎已成为中国人的至理名言，但也有秉着严肃的科学态度不信权威的人。马克思关于劳动三要素的理论同样为西方学术界所承认。依据该理论，科学技术是手段，与生产力构不成对等关系。再说，什么是第二、第三生产力呢？史传，当年小平受病中的恩来委托做报告，送毛泽东审阅不过，遂添上“第一”二字云云。
然而为了不至于人云亦云，我翻了邓小平理论原著的有关部分，发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马克思早说过，而且邓小平对其论断有较为清晰、全面和深刻的诠释。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四层含义，即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结构中是占第一位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新的主要生长点；现代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信息量日益膨胀，更新速度加快，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更新；现代科技研究日益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显然，“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在这里并不是对等地。个人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种箴言式的精辟说法，“第一”是一种用来修饰宾语的起加重作用的汉语语法现象。其实，好多说法难以完美，只不过约定俗成，大都都能理解罢了。不管怎么说，能够对权威性论断有思考是值得鼓励的，马克思最喜爱的名言之一就是笛卡儿的“怀疑一切，唯有‘我正在怀疑’除外”。否定之否定，个人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有理有据、站得住脚的。
“摸着石头过河”简称“摸论”，被某些学者认为不够严谨，易使改革缺乏理论支持，导致“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此论断地现实性极强，不能一概而论，留待另文分析。
“以德治国”近来频繁出现在江主席讲话中，据考证，此语出自于封建帝王乾隆的大笔。专家指出，社会主义中国要靠法制治国。就我所知，江主席指的是将法制与德治相结合，我相信，在民主政治时代，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会忽视法制。要充分理解此时提出“以德治国”的意义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精义的沉淀、延续以及在当代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这又自然而然涉及到人性与政治的关系，已详述了很多，在此不提。个人认为，“以德治国”对于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是必要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则引起了高层的警觉，以致赵紫阳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加上定语，重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个人认为，没有语境地这样提，确实会引起民众的情绪对立，不利于公平和社会稳定。我也曾对现实中该方法的可执行性和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表示过担忧（最近朱鎔基总理答记者问时表示基尼系数偏高并不代表实际的贫富差距有如此大？）。
以上使我想到“让少数地区先富起来”，即区域政策支持（在经济方面即为我校殷孟波教授谈到的“区域金融政策”），表现在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如上海、深圳的高速发展与自治权增加，且不说高度繁荣下的黑暗面（客观地说改革带来的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及与西部的贫富差距，仅就其致富之路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中国太大了，一下子全都富起来是不可能，于是少数城市成了中国改革的试验样本。邓小平曾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恐怕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策支持”了吧！然而他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出处同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策的多变性使中国私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逐短期收益的。上海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来算，其人均GDP已进入世界前二十五位，它已经在尝试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高福利、全免教育等，这给我们一个信息……上海算是成功的，我所关心的是它的经验又怎样用来发展中国其它城市？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所主任张维迎提出西部大开发主要靠市场指向，而政府不应干预。有同行指出，无论人才还是资本投入东部远比投入西部的风险小、可能报酬大，如果光靠市场指引，那就没人愿意去投资西部，因为主体存在逐利天性。除了少量的资金投入外，政府最应该也是最能够做的是政策支持，使投资者形成利益预期。印度软件开发业的飞速发展即为佐证。
个人认为，即使没有政策支持，也会有少量的投资进入西部，其运作至成熟时间长，规模效应形成困难，如遇政策限制又易夭折。这仍然是因为逐利天性的驱使。风险大也就意味风险价值大，即使不进行“大开发”，西部的潜在市场也是客观存在的，早期进入的投资者，如果经营得当，仍然会获利的。但由于投入资金少，缺乏政策支持，导致生命力弱，才会有上面提到的种种困难。
张维迎还提出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制度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个人表示赞同。经济学的论述可能到此为止，而政治学对此问题尚有更深刻的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与经济基础一开始就是“对头”。
至于有人所说“失业没关系，以后会有更多机会”，我要带上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对他说“腐儒，经济动物！”我在《政治、经济与精神力量浅谈》中已说过，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工人已经被国家政治将命运戏弄两次了，如今四五十岁的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上大学或适婚），却戴着“国家主人翁”的高帽一贫如洗（尤其双职工），他付出过大量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现在却已不大可能再学什么新知识新技能了（大多数人面临生活压力，生理的壮年期却已过），其实他并不见得并你们这些社会地位高、生活环境优越、治学条件好、收入丰厚稳定的学者智商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置他们（共和国的同龄人）于不顾，否则不正是举起手掌打自己耳光吗，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学者就不可能说出诸如“失业没关系”这样的言语（个人注：近年来出自所谓知名学者类似的话语似乎增多，他们利用国家给予的话语资源不负责任地抛出一些伤害普通百姓和大多数人民的言论，美其名曰学术观点，真不知是谁的悲哀！），除非他们从出生就注定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为政治的牺牲品，然而这正是讲求人权平等的时代！同样的，决不能认为中国就真的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了，中国存在着分化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存在并仍将长期存在，它们解决的失业问题占了大多数！最新统计表明，中国国民素质、国际竞争力在世界上的排名继续下滑。
经济学中机会成本理论可以运用于解释大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与用战争手段获得类似战略制高点的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后者的机会成本远远大于前者，小到学生考试作弊之风盛行的原因等事物。
我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科的，也是我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因而在集子中只有一两篇相关的小品文。曾老师的课对我来说是一种启迪，整整唤起了我对一门学问的兴趣，也使我渐渐意识到我能够在财经院校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多么幸福的事，因为我相信这些知识对我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都是密切相关的，经济性对人性的作用也是不可回避的。我很好学，每天都要摄取大量的信息（还不一定是知识），但俗务烦恼。我真想一个人静静地读原著、读专著、读资本论、读心理学，去实践、观察、总结，而基础理论正是我所欠缺的。时间是会有的，我这一生算是和政治、社会、人性、哲学、心理、文学、历史文化这些分不开了。
本文是我第一次尝试写的经济问题占大多数内容的文章，其框架就是曾志远老师授课言谈间的学问。
做学问的幼童
2001年4月1日凌晨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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