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到，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全球经贸出现了一个新结构，就是双循环结构。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副中心。

与此差不多同时代，全球政治秩序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冷战的结束。

在后冷战时代，海洋与大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陆世界陷入到混乱中。而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将对失序的大陆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讲咱们就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冷战：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秩序。

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大政治集团开始对峙，也就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峙。

两大集团虽然对立，但是它们在各自的地盘内都维持了一个很强大很稳定的秩序。像今天索马里那样的局面，在那会儿都是没有的。

这两大集团，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

因为，盟主要把自己这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维系住，肯定要向小兄弟那边投放大量的财政资源。

比如，美国苏联都要向自己的兄弟们提供核保护伞，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扩大自己阵营的地盘，发现阵营内哪个兄弟有可能撑不住的时候，就得去帮助它摆平国内国外的各种问题。

类如，美国会帮助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去打击它们内部的左翼游击队，苏联会出兵镇压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反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时在热点地区还得找到代理人打局部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什么的。

所有这些事情，花钱都少不了，所以盟主需要跟集团内部的国家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这样才能把投放的财政资源，通过贸易方式收回来，整个事情才可持续。

如果不能形成经济循环，盟主往外投放资源就变成纯烧钱了，撑不了几天。

所以，一个持续的政治集团，前提必须是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的经济模式能扩张到哪儿，它们的势力范围也就相应地能扩张到哪儿。

美国的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海洋贸易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所以美国的盟友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通达大海的国家。

苏联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以政治控制为基础，因为政治上控制不了，就没法计划；而要形成政治控制，就不能离开苏联太远，以至于它控制不了，所以苏联的盟友基本上都是它周边的陆地国家。

对美国来说，大陆深处的贸易成本太高，本来它也不大容易与那些地方形成正向经济循环；对苏联来说，海上远方的国家，政治控制成本太高，也没法跟它形成一体的计划经济关系。

所以它们的扩展范围也就划定了一种边界，形成了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峙。

当然了，这里的说法都是一般原则，也存在反例，比如古巴，那就是离苏联十万八千里的岛国，但这毕竟是个别情况，苏联只要豁出去了也还能够支撑得起。

前面几讲谈到过，中国在这个时候处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支力量。

中国的存在，能对海陆两大秩序构成均衡，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三世界就是中国的铁杆哥们儿，所以当时中国也向这些地方有大量的财政资源投放，最有名的就是坦赞铁路了。

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处在半隔绝状态，导致中国没法通过贸易过程再把投出去的钱收回来，于是就成了个纯烧钱的事情。

这过程里中国当然有着很大的政治收获，但是这种收获却不容易持续，因为欠缺经济基础。

后冷战：中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投放者

后冷战时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苏联在1991年底瓦解了。

大陆世界的秩序主导者不在了，很多地方开始陷入失序状态。有些地方是彻底秩序崩溃了，比如非洲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秩序很脆弱，比如中亚和中东的一些地方。

按理说，苏联崩溃了，美国就应该把自己的秩序扩展到这些失序的地方。问题是，这些地方跟美国都没有正向的经济循环，美国就算想进入，也难以持续。

比如，美国出兵推翻了萨达姆和塔利班的统治，以及后来打击卡扎菲等国家，它期待着在推翻旧的统治者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民就能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制度。

但是美国明显没有考虑到，这些新政权社会根基不牢，生存都成问题，非常依赖美国输血。

美国和这些地方都很难建立起经济循环，长期输血肯定输不起；所以搞了几年之后，美国不得不琢磨撤军了，结果当地就再陷入到动荡之中。

也许你会说伊拉克有石油，美国为什么和它没有经济循环呢？

但查看公开资料就能发现，战后伊拉克石油有一半都出口到中国，中国公司所掌握的伊拉克石油储量也是最多的，要远高于美国。

所以在美国社会有一种舆论是，伊拉克战争的成本都是美国支付的，但是最受益的国家却是中国，美国相当于替中国打仗了。

而美国在这些地方打掉了老的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新的秩序，这让它要推行的价值观受到大陆世界的质疑，让美国自己也感觉丧气，还不如当初冷战的时候理直气壮呢。

苏联没了，美国才发现，大陆世界并不是自己能搞定的。

这里的大陆世界首先不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范畴，这些大陆世界的国家无法和西方建立密切的经贸联系，从而获得西方秩序。

那么，美国能不能不管大陆世界呢？眼不见心不烦不就行了？可现实中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人类的秩序是相互联系的，大陆世界秩序混乱的话，其他地方的日子也甭想能过得多么好。最近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一个很明白的例证，中东乱成一锅粥，欧洲就甭想能清静。

因此，失序的大陆世界，必须重建一套秩序，这不仅仅是为了大陆世界，同样是为了人类的普遍秩序。

但大陆世界的秩序靠它们自己是搞不定的，如果能搞定，当初也不至于陷入混乱。

而海洋世界也没法帮助当地建立秩序，因为欠缺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方案便没法落地。

因此，只有和大陆世界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才有能力持续地向这些地方投放秩序。

答案，就是中国。

失序的大陆国家，多一半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原材料国家。

而在中国崛起后，在新的世界经贸结构下，原材料最大的需求方，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20世纪最后十年，西方经济不错，但西方此时对原材料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也就没法拉动大陆世界的经济了，因此大陆世界变得混乱不堪。

21世纪，很多原材料国家又开始获得不错的经济表现，正是因为中国的庞大需求到来了。

此时就可以看到，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件事情便是可持续的。

回收的途径很多，简单地说，通过向当地投放资源，使当地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而，援助这些动荡地区，便不能简单地看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还要看到从中带来了多大的潜在收益。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责任，同时也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双循环结构，到了这就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中介，西方与大陆世界也有可能间接地去形成经贸循环。

中国向大陆世界做投资和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会获得财富的普遍分享，形成普惠性的效应。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普惠性效应呢？

这需要对各种地方性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设计具体的方案安排。

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很不足，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恰好，西方世界的国际组织、NGO、公司、研究机构等等，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所以，中国和这些西方机构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向它们购买咨询服务，甚至是联合行动。

这个过程便是中国、西方、失序的大陆世界，多方共赢的过程。

但这种多方共赢的状态，目前都还仅仅是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它要真的变为现实，需要有各方对于过去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深刻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恢复自己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气势磅礴的普遍主义视野，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民族主义当中去。

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做生意。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

对中小国家来说，它们相当于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它的国家利益就是流水的增加。民族主义就是想各种办法拼命增加流水，这只会带来不同铺面的流水的重新分配，不至于对商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铺面，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绝不来源于铺面流水的增加，而来源于从所有铺面收租，你自己的铺面得到一个平均利润率就可以了，从别人那收租才是更大的利益。

中小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只能租铺面，那么人家凭什么愿意到你这租铺面呢？

一定是你提供了好的公共品，比如说你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对商场的基本管理规则制定与执行等等，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才能吸引来租户。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股东对商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必须是对所有的铺面，包括自己的铺面，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是普遍主义。

假如管理规则只用来约束别人，所有的中小铺面都得围绕大股东的利益旋转，那么当不了大股东的国家，就会跑到别的商场做生意了。

因为其他商场的大股东是愿意接受规则约束的。

可能别的商场的大股东也会搞点小动作，但是如果中小铺面拿着商场的规则指责它，大股东是认账的。

所以，这样的大股东的行为是可预期的，中小铺面也就愿意在这样的商场做生意。

否则，中小铺面的收益都不可预期，肯定得跑。

因此，超大规模国家的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必须放弃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而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以全球为单位，来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

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否则，依照民族主义的路数，越是拼命地想要争夺眼前利益，就越是损害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

本讲小结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冷战时代，美苏各自撑起了海洋和大陆的秩序，中国则作为第三方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后冷战时代，海洋秩序还在，大陆秩序瓦解了，外部世界必须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人类秩序才能稳定下来。

这个新秩序的投放者只能是中国。

因为作为秩序的投放者，必须与大陆世界有紧密的经贸往来。而在这个时期，西方与大陆世界的经贸联系变得很微弱了，只有中国与大陆世界和西方世界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成为输出秩序的必要枢纽。

这种枢纽位置，符合中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

全球政治秩序的变迁，必须在对双循环结构的理解当中，才能理清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崛起对于双循环里面两个循环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会用几讲来展开几个案例，看看中国具体都是怎么影响这两个循环的，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又可以做一些什么。

从这里，可以发掘出中国外交的一些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