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物象”、“事象”都能引起感发，可引起感发并不一定只能行成诗歌。只有把感发运用文字表现出来才形成诗。诗人不仅像普通人一样“能感之”，关键是还“能写之”。怎么写呢？这就要涉及写作方法了。

叶嘉莹说自己最反对谈写作的方法，因为其不可教。因为每首诗都是一条新生命，生命不可能用模子仿制出来的。然而，生命的形态各有千秋，但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共性。譬如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条腿，一个鼻子，一张嘴。诗也是如此。写诗的方法不可言传，但有一些基本原则是不可不知的。什么原则呢？答案在诗歌诗歌的源头。《毛诗·大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义”即重要的道理，即诗经里有六条要理是写诗要弄清楚的。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即六义里，风、雅、颂是诗经的作品分类，赋、比、兴在世写作的方法。那么，风、雅、颂、赋、比、兴具体又指什么呢？

• “风”，是一般的民谣。据说周朝设有专职官吏到各地区采集民间歌谣，即“采风”。为啥要采风呢？古代的公务员这么清闲吗？采风的目的是通过民谣来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风俗习惯，便于制定政策。不过，历代对“风”的解释不尽相同。《毛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曰“风”，即“风”有风气、讽刺的意味。这是对“采风”含义的引申。周朝时诸侯国众多，各国都有本地的民间歌谣，故诗经里有十五国风。

• “雅”，是士大夫阶层的作品，因为对政治的反映比“风”更直接。诗经里，反映重要事件的叫“大雅”；反映小事件的叫“小雅”。

• “颂”，是朝廷举行宗庙祭祀典礼时唱的歌，是一种庙堂的乐章。诗经里的颂分为周、鲁、商三颂。

古人对“风、雅、颂”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譬如，有人主张从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来分类：

• “风”，是徒歌，即不配乐的歌曲。
• “雅”，是可以陪着音乐来歌唱的。
• “颂”，不但有配乐，还有伴舞。

问题很复杂…不专门研究诗经的话，只需要简单懂得什么是“风、雅、颂”即可。

古人对“赋、比、兴”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这里引用宋人朱熹的解释，作简要说明：

•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赋”是直言其事：想写什么，直接叙述好了。
•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是以此例彼：用一件事来比喻另一件事。
•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是见物起兴：见到外物（有哪些外物？记不得的话看以前的笔记吧…），引起内心的感发。

在叶看来，古人总结的三种诗歌写作方法，其实是概括了诗歌写作的“心”与“物”——情意与形象——的三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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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先看“兴”的例子，诗经第一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诗人必须用文字把心中的感发表达出来，那才是诗。如果你只是说：“啊——我现在内在是万分感动。”——这不是诗，因为它不能是别人了解你的感动，更不能感动别人。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使别人了解进而感动别人呢？《关雎》的作者采取了这样一种方法：把内心的动态活动过程展现到读者眼前。作者先听到鸟叫的声音，见到沙洲上鸟的形象，由此产生了欲寻配偶的联想；接着又看到了水里漂流的荇菜，从而产生了寤寐思服的心情。这是内心活动的动态过程。

因此，这首诗的叙写过程是先有了形象，然后才引起了内心的情意——从形象过渡到情意，即由“心”及“物”。

再看一例。《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稼，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中“坎坎伐檀”和“河水清且涟漪”的形象引起了诗人的感发。什么感发呢？他说：你耕种不收割，为什么我们粮食收获了，你要拿最多的一份？从不打猎，为什么你的院子里挂着那么多兽皮？一个做官的人，可以白白吃饭而不干事吗？

这首诗也是先有了形象，然后有了感动，但其与《关雎》有一点不同。什么不同呢？关雎中作者从鸟和鸣联想到配偶，这是自然的。而这首诗中，伐木和水的清涟与君子素餐似乎并无直接联系。由此看出，以“兴”作诗，形象与情意的关系相当复杂，有的能看出，有的则完全看不出来。

比

关于“比”的例子，看《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人怎么可能侍奉老鼠呢？显然作者用老鼠来比喻剥削者。这首诗是作者先有了被剥削而产生的痛苦和不平，即先有了内心的情意，然后想办法找一个外物在表现出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意。也就是说，先有情意，后有形象。这是由“心”及“物”。

赋

“兴”、“比”两种表现手法中，形象在表达情意时都占了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写诗就一定要有形象吗？不一定。“赋”就不用外物来引发情意，更不用外物来表达情意，而是直接说出内心的情意。

以《郑风·将仲子》为例：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兮”都是诗经里常用的语气词，为什么要用语气词呢？如果直接说：“仲子！”——这像是他老爸在喊他。而“将仲子兮”，就显得非常婉转、多情。诗中没有借助形象，而是在叙述的口吻、章法的结构之间直接传达感发。作者写的外物直接就是其内心的情意。换言之，赋的表现手法是即“物”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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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诗经中的赋比兴与后世常说的赋比兴有一点区别。诗六义的赋比兴重在开端，其着重强调的是一首诗开端有哪种方法来引起读者的感发。可到了后代，赋比兴作为一般的写作方法，不仅可以用在开端，还可以用在中间，结尾等处。

此外，通过上述诗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形象与情意的关系——“由物及心”、“由心及物”、“即物即心”。事实上，对大多数诗作而言，人心与外物之间的感发，其层次和性质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和辨别。甚至，赋比兴之间也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甚至容易混淆。

最后，兴、比的固然重要，但赋也是不可忽略的。一般说来，诗歌里用得最多的还是赋。赋包括了诗歌整个组织、章法、句法和结构。不管你用了多么美丽的形象，不管你如何情景相生，可是把形象和情意结合起来的，只能是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