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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文明之光4》-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吴军《文明之光4》-印刷术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作者: 万册书友会 | 来源:发表于2019-03-31 20:54 被阅读3次

    要介绍印刷术,先要谈谈造纸术。中国人早在公元一世纪时就掌握了用廉价材料造纸的方法,而欧洲人掌握这项技术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发明这项技术的是东汉一位叫做蔡伦的宦官,但现在有不少人对于他是不是第一个发明了纸张表示怀疑。在反对者看来,证据似乎很是确凿,考古学家发现了西汉的纸张,时间显然比蔡伦早很多,于是简单得出结论——“纸并不是蔡伦发明的”。注意,这个质疑偷换了一个概念——把纸张的发明和造纸术的发明混为一谈。蔡伦发明的是一整套采用便宜原料大量制作纸张的工艺,并不是说在他之前没有纸。其二,能造出一张纸,和能够形成一个造纸产业是两回事。其三,在蔡伦之前确实有用来垫着油灯的纸,作用相当于抹布,而不是用于书写,并不在我们讨论文字载体之列。有时候,一定要追究一项发明的第一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要有时间考古,常常能找到更早发明的证据,但是越往前追溯,便会发现找到的那些发明维形与后面真正改变世界的那个伟大发明相比,就越来越不是一回事。在历史上发明的荣誉常常是给最后一个发明者,而不是第一个。不仅是造纸术,包括印刷术、电脑、平装书、青霉素等都是这样。一个改变世界的产品往往会被发明两次,第一次是诞生,或者说偶然的发现,第二次才是系统性的、普及性的应用发明,而第二次被发明往往对人类文明发展更有现实价值。所以追溯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发明人(发现者)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谁的发明(发现)真正改变了社会或者直接引发了社会的改变,这个最终形态的产品才会被我们记录成为伟大发明。

    蔡伦代表的中国造纸术,历史作用首先在于将书写载体变得“便宜、易于使用”,相比之下,西方的草或者羊皮纸,都非贵。从东汉末年到隋唐,虽然战乱不断,中华文化却在不断,其中纸张的贡献不可低估。8世纪阿拉伯人学会了中国的造纸术(他们在打败了唐军后,俘获了一批工匠),造纸术传到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正值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然后进入摩洛哥,在11世纪和12世纪经过西班牙和意大利传进欧洲。造纸术每到一处,当地文化就得到很大的发展。1150年欧洲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出现在西班牙。一百多年后,意大利出现了第一个造纸厂,当时正是但丁生活的年代,很快文艺复兴就开始了。造纸业的发展,和西方国家的文明进程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这也并不奇怪,文明的进程常常和知识的启蒙、普及有关,而知识的普及离不开廉价的载体——纸张。

    当然,光靠纸张的发明并未让书变得便宜和普及,因为制造书的瓶颈在于抄写。抄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经常会抄错。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为了防止累积误差的出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文明,都曾经把一些重要的经文和法律文件刻在石头上,作为标准版本供比对。抄书的另一个瓶颈是需要大量识字的人,而训练识字的人又需要书,于是又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就在人类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需求下,印刷术应运而生。

    今天要找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印刷术的人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很多地区还在争它的发明权。比如一些学者把中国秦汉时期的石碑拓片说成是印刷,试图证明中国的印刷术历史非常悠久,这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按照这个逻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可以把公元前3000年当地人发明的滚筒印章印刷作为更早的印刷术,但是这和我们说的印刷图书的技术完全是两回事。真正发明实用印刷术的应该是中国唐代甚至更早一点的隋代的某个工匠,当然更可能是一大批工匠。他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出现后,知识得以在中国开始普及,也让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化和经济都走在世界前列。不过,雕版印刷的木版不耐用,印制过程中很容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这就限制了大量印刷的可能性。此外,雕版的刻制比较困难,刻错一个字,整板就要重新刻制,成本很高。

    虽然早在宋朝就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并未普及开来。至于为什么没普及开,有很多原因。比如无论是胶泥还是木刻的活字都很容易损坏,排版印刷不了几页,就要换掉一些损毁的活字,另外那些材料制成的活字很难做到大小一致,排版不如雕版美观。因此,直到清朝,中国依然主要采用雕版和刷技术。

    由于官刻图书是皇家的生意,不以赢利为目的,因此大部分雕版刻制完成后,印上少量的几本,就丢在一边了。不过在宋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官家也不例外,可以通融,将官刻雕版借出去挣钱。一些士大夫在得到官家许可后,也可以用那些雕版自己出钱再印一份。然而,坊刻图书的作坊就不同了,它的主人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商。坊刻要赢利,就要追求发行量,因此当时的通俗读物就成了坊刻图书的主流产品。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都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版中心。在福建的建阳,出现了当时的书商一条街。建阳刻印的“建本”,与浙江临安的“浙本”、四川成都的“蜀本”齐名。朱熹与弟子注释的古代文献也在建阳刻印出版,成为建阳考亭书院生员的教材。注释经典,就是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进。建阳因之“书院林立,讲帷相望”,盛况有甚于春秋曲阜阙里。来此读书的非止建阳子弟,而是四方学子负笈来学。两宋进士以福建为最,福建进士以大武夷文化圈为最。这促进了建本刻书业的繁荣,天下书商贩者往来如织,建本因数量多、成就高、影响大,令建阳享有天下“图书之府”的盛名。造就这业绩的不只是学者,更有民众。为了让运载书籍的苦力在休息时也能翻看书,中国最早的连环画在建阳诞生,且是为促销而设的赠本。

    中国古代的出版业相当发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出版业同样发达的古罗马不同,中国在清代之前没有出版审核制度,而古罗马是有的。中国的家刻图书有点像现在的自费出版,但并不需要今天的出版执照或书号,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这项宽容的举措,让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文化上领先于世界。虽然每过几十到几百年就会来一次改朝换代,很多建筑会被焚毁,但是大量的书籍还是流传了下来,而且新书也在不断产生。但到了清朝,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中国的图书产业才开始停滞不前。

    雕版印刷技术很快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并且在日本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浮世绘。浮世绘实际上是基于雕版印刷的彩色套印,雕版师在原画木板上雕刻出图形,再在木板上着色,将图案转印到纸上,要上多少色就必须刻多少板。随着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浮世绘被印在茶叶和瓷器的包装纸上,并且在19世纪传到了欧洲。其风格对当时的印象派画家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梵高就临摹过很多幅浮世绘,他的成名作《星空》被认为是参考了葛氏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今天,虽然世界上不再有人用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制作图书,但是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依然存在,从这个侧面也能反映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就在宋代的中国人享受阅读各种图书时,欧洲人还在抄书,就连《圣经》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到的。一位德意志地区的发明家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398-1468)改写了欧洲的历史。在古腾堡之前好几百年中国的毕升就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他发明的技术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印刷业的主流,其中的原因之前分析了。但活字印刷术却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而促成这件事的人就是约翰内斯·古腾堡。

    首先他发明(或者说再发明)的不仅仅是一种采用活字印刷的方法,而是一整套印刷设备,以及可以快速批量印刷图书的生产工艺流程。其次,古腾堡还带出了一大批徒弟,他们作为印书商将印刷术推广到了全欧洲,这不仅让图书的数量迅速增加,而且开启了欧洲重新走向文明的道路,并最终摧毁了一个在文化上封闭、技术上停滞不前的中世纪旧世界。

    由于古腾堡的生平缺少足够多的记载,以至于今天无法找到确凿的资料证明活字印刷术是他独自发明的还是从某个渠道学习到的。但不管怎样,利用活字印刷术发明了近代印刷术,并让书籍得以在欧洲普及,这是古腾堡的功劳。

    古腾堡研究出铸造拉丁字母活字的合金——铅锡合金和相应的铸造法。先是在非常坚硬的合金上刻出外凸的字母,再把这种坚硬的金属字母压到软一点的金属上,这样就形成了字母的模具,然后再将铅锡合金浇注到模具中,就得到了所谓的“铅字”。拉丁文只有几十个字母加上少许的数字和符号,并不需要做很多字母模具,一个模具可以制造出大量的铅字,这样就可以印制任何一部拉丁文书籍了,并保证书中同一个字母一定是一样的。此外,古腾堡还发明了一套被称为“古腾堡字体”的拉丁文字库,非常古朴美观,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欧洲人广泛使用。

    古腾堡还发明了一种手摇印刷机。这种印刷机能重复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的运动,利用这种机械原理,印刷的操作变得简单易于重复。为了便于铅字印刷,古腾堡还发明了专门的油墨。

    古腾堡不仅是个发明家,也是个好的作坊工场主,他制定出了一整套的印刷工艺流程。第一道工序是排字,当时的工人需要先把要被印刷的书籍装订线拆开,放到排字盘中,由排字工对照着排好版。这部分工作对工人文化水平的要求不高。第二道工序是校对,这是纯粹的技术活了,书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步。第三道工序是装版,即把校对好的铅板装到印刷机上。完成这些工序之后,就可以印刷了。

    古腾堡在欧洲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让整个欧洲跳过了雕版印刷阶段,直接进入到活字印刷,这使得欧洲人的印刷机从被发明的一开始,劳动生产率就大大超过了中国的雕版印刷设备。古腾堡的印刷术不仅排版速度比雕刻模板快得多,而且印刷时只需要两个人配合工作,一人上墨,另一人印刷。这样流水线式的工作,印刷效率比中国的雕版印刷高出很多,一小时能够印刷240张。

    得古腾堡发明印刷术的目的是印书挣钱,最初他印刷的是日历和拉丁文语法书,但是他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读者群最大、阅读内容最多的书就是《圣经》,于是决定印刷这部绝世经典。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四十二行本《圣经》的印制,给古腾堡带来了不朽的英名,但是印刷《圣经》这件事,不仅让古腾堡破了产,而且让他失去了发明印刷术的专属权。原来,虽然古腾堡和其投资人弗斯特印出了一百多部《圣经》,但是生意依然亏本了。于是弗斯特把古腾堡告上了法庭,并且赢了官司,获得了印刷术的发明权。获得印刷术发明权的弗斯特后来又和别人合作印刷了不少图书,而古腾堡则跑到欧洲其他地方继续做他的印刷生意。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毕升和古腾堡对历史和文明的贡献。毫无疑问,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多年,但是,真正把活字印刷术应用到文化传播上的是古腾堡。毕升发明了活字术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下文,而古腾堡不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还发明了一整套印刷设备和生产工艺流程,而且将印刷术真正用于印制经典著作和其他图书,这才使得活字印刷术在欧洲乃至世界上普及开来。鸦片战争之后,活字印刷术又从欧洲传回中国,它在终结了中国上千年雕版印刷历史的同时,也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那么古腾堡和他的伙伴们又是怎样改变欧洲的呢?

    印刷术的出现,除了有利于传播知识,还促使欧洲出版业蓬勃兴起,并且造就了书商、排字工人和作家这三个职业。

    古腾堡并非孤军奋战,他培养的一大批徒弟在古腾堡的生意破产后,带着技术和印刷机,加入到推广印刷术的伟大事业中。这些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欧洲各个城市,一路寻找投资,印刷当时数量有限的图书。于是在德国出现了一大批印刷商人,在欧洲印刷术发明后的头十年,今天的德国地区无疑是当时欧洲出版业的中心。正是靠着这一大批印刷工人和印刷商人在欧洲开拓市场,印刷术不到20年就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历史上很多新技术的普及,都离不开大批人的共同努力,而不是简单靠一两个发明家就能完成的。

    德意志地区的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科隆、纽伦堡等都成了新的出版业中心。在从中世纪走向文艺复兴的过程中,欧洲南部意大利地区的艺术和北部德意志地区的印刷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相辅相成。1463年,也就是在古腾堡发明铅字印刷术的13年后,这项技术就传到了意大利。到了15世纪末,仅威尼斯共和国就有了150家印刷厂。印刷术与意大利科学和艺术的碰撞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当时佛罗伦萨正逢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美第奇当政,这位一手扶持了文艺复兴的富商对文化艺术的酷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从世界各地大量收集图书,而印刷术的传入也使古代贤哲的著作得以重新和大众见面。不仅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开始读书,而且很多年轻人不远千里跑到当时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学习那些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一度失传了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印刷术也对随后而来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力量汇集在一起,帮助欧洲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停滞阶段。

    为印刷术早期普及做出重大贡献的,除了德国的书商,还有教会,因为当时教会一来有需求,二来有资金。早期的印刷物很多都是宗教读物,除了《圣经》,更多的是各种赞美诗。于是很多教会的上层人物干脆自己当起了书商。书商一多,两种人就成了稀缺资源——排字工人和写书的作家。欧洲早期印刷的图书除了《圣经》和宗教读物,就是古代贤哲们的著作了,因为这些书籍都不需要支付版税。但是,随着大量书商的涌入,市场很快就饱和了,出版商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畅销书。为了鼓励有创作能力的作家写书,书商们常常会事先垫付给写书人报酬,这就诞生了“约稿”这种商业模式,支付高额的版税给予写书人以报酬。这些都促生了“作家”这个职业。不过,在当时欧洲主要的君主制国家里,出版图书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很多新书通不过审查,内容却大受读者喜爱,于是书商们就悄悄出版或拿到国外出版,而作者常常托以假名,这也是笔名的由来。

    图书的盗版现象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有。为了让职业作家能够靠版税生活,以便继续写书,也为了保护出版人的权益,罗马教皇在1501年、法国国王在1507年、英国国王在1534年就颁布过禁止他人随意翻印书籍的敕令。但是,盗版事件依然非常普遍,直到1709英国通过了《安娜法令》,作者和出版商的权益才算真的被纳入法律保护之下。而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版权的公约《伯尔尼公约》直到1886年才由十国签署。

    印刷术对欧洲的影响力不只造就了出版业和催生了大批从业人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除了文艺复兴,印刷术直接导致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同时也间接地帮助欧洲许多民族拥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

    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仅催生了今天全球十多亿的新教徒,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国家格局,而且间接导致了部分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荷兰人向北美移民,从而催生了今日的美国。

    宗教改革为什么没有首先发生在与罗马教廷关系更生疏的英国,或王权相对强大的法国,而是出现在德国呢?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如当时名义上统治德意志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的积怨由来已久。但是,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印刷术的出现导致了《圣经》在德国地区的相对普及,这样罗马教庭和各个教堂在教徒中的权威便远不如在其他地区那么高。

    1500年发生的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北欧地区的一位神父伊拉斯谟去英国拜访期间,写了一本《愚人颂》,严厉指责教会和贵族的腐败,嘲笑经验哲学家和僧侣们愚昧无知的空谈。搁50年前,这本书或许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在印刷术开始普及之后,这本笔调诙谐幽默、内容妙趣横生的小册子不仅一下成了畅销书,开始在基督教世界流传,而且它里面宣扬的主张也被德意志地区的底层民众所接受。这些主张包括对教会实行改革、呼吁人文精神。不过,伊拉斯漠还只是一位思想家,并非行动家,但是他的一个读者却是一位坚定果敢的实干家,即宗教改革的主角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在向农民传教时发现教皇的话与《圣经》上所说并不相同。他认为应该通过《圣经》直接和上帝对话,而不应听从罗马教廷。马丁·路德将整个基督教的教义总结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这时美第奇家族的成员、豪华者洛伦佐·美第奇之子利奥十世继任了教皇的职位。这位出生名门、充满人文精神的教皇,一方面加速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圣彼得教堂的建设,另一方面将各地图书收集到梵蒂冈的图书馆。这些浩大的工程无疑让已经入不敷出的罗马教廷雪上加霜。不得已之下,利奥十世恢复了古老的敛财法——出售“赎罪券”。出售赎罪券大大激怒了当地虔诚的居民,而马丁·路德站出来,将反对意见用拉丁文写成了“九十五条论纲”。在那个文化已经普及的年代,马上就有人将它翻译成了德文,并通过印刷术大量发行,传遍整个德意志和乃至整个欧洲。罗马教廷震惊,招马丁·路德来训话,他拒绝前往,结果被罗马教廷开除教籍。马丁·路德当着群众的面烧掉了敕令,他成为了反对罗马教廷的领袖。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终于在1555年,查理五世皇帝允许路德新教和天主教在德意志并存,这时马丁·路德已经去世9年了。

    马丁·路德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启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印刷术。在马丁·路德活动的一百年前,捷克地区的杨·胡斯所做的事情与马丁·路德几乎同出一辙,结果却遭火刑处死。当罗马教廷的人来抓他时,没有人出来保护他,虽然他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是为了保护当地教民的利益。我们可以说当时民智尚未开化,原因是教民们即使连《圣经》也看不到,他们获得信息的唯一来源是教皇和主教们,教皇的话甚至主教们的话就是法律。在那个年代,不要指望老百姓能有什么科学和理性的思想,更不要指望他们破除迷信。马丁·路德所做的事情恰恰是利用老百姓对上帝的信仰,用《圣经》本身破除了他们对罗马教廷权威的信仰。与其说是马丁·路德有力量,不如说是知识有力量。

    可以想象,当德意志地区那些朴实的农民、虔诚的教徒读不到《圣经》时,教廷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利益解释上帝的话,那些梵蒂冈的圣职人员可以在普通教民面前将自己和上帝画上等号。而当那些下层民众能够读到用德语(而不是他们永远看不懂的拉丁语)所写的《圣经》时,他们发现书中的主张和他们敬畏的主教们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那些高高在上的教皇、主教们和上帝也是两回事,最终结果是:上帝依然存在,但是教皇则威信扫地了。

    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评价印刷术的作用——“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没有印刷术的普及,他所代表的新教的主张最多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场影响波及全欧洲的运动。

    教会包括教皇在印刷术的推广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为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这是传播上帝福音最好的方式。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可以阅读《圣经》并且按照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上帝的旨意时,罗马教廷的权威就丧失了。在路德之后,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教派及分支有上百种,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对《圣经》理解的不同,从此在基督教世界内部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人们破除了对权威的盲从,恢复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有的思辨能力,这对后来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德意志地区便成为全世界出现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音乐家和大科学家最多的地区。如今德国人做事情严谨求真的态度,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养成的。

    在那个年代,教士们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研究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成为一种风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莱布尼茨、达尔文和孟德尔这样的大科学家其实都是神学家。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美国名校早期都是教会学校,教授的课程主要是拉丁文,旨在让学生们能够读懂拉丁文所写的《圣经》,以便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

    知识使人自由,而知识的传播需要依靠印刷术。近代文明的每一步进展,或多或少都与印刷术的应用和传播有一定关联。印刷术刚出现时,印刷的书籍主要是拉丁文的,但是它的出现却最终终结了拉丁文在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印刷术的出现导致大量阅读人口的出现,为了方便大家阅读,作家们开始使用本国语言写书,出版商也可以扩大读者市场。这样拉丁文逐渐被各个国家本国语言替代了。

    印刷术还间接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不同,欧洲在封建时期,下层民众除了通过打仗立下战功得到升迁,平时是没有上升通道的。印刷术出现后,排字工人成了第一批富起来的工匠。他们的很多人因为接触到图书而开始读书了,这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出身低微的工匠借助印刷术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到德国发生宗教改革时,很多教士和牧师出身于工匠家庭,这说明印刷术在潜移默化地慢慢改变着欧洲的社会结构。

    通过语言和文字承载信息,人类的知识才得以持续不断地快速积累和传播,人类思想和文明才得以迅速发展。书籍的出现在文明的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图书市场的出现,则从技术和商业两方面进一步加快了知识通过书籍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这些蝴蝶效应不断累积,最终引发了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形成,民主社会变革等等,是塑造整个现代西方文明和商业社会结构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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