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书影
1，从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出发，写下一本洋洋洒洒上百万字的巨著，且百年来风靡世界，始终经久不衰自是有一番奥秘。
大仲马本是剧作家，编故事很有一套。写诗有诗眼，故事也有"眼"——顺应情节脉络发展，安排几个精彩的情节——亦即高潮:上半部分唐泰斯被捕入狱，顶替神甫越狱；下半部分把戏做足，使情节的展开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德.莫尔塞夫伯爵的发家背景被放在希腊，这样作者不仅能放手去写希腊美女海蒂，重彩渲染迷人的东方情调，更安下两人当场对质的"眼"。
对维尔福的复仇，沿着两条线展开:维尔福夫人的多次下毒，另一条则是贝内代托的行迹。
大仲马先安下一个惊心动魄的"眼":维尔福夫人爱洛依丝深夜对瓦朗蒂娜下毒。
继而有安下一个惊险刺激的"眼":贝内代托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维尔福的私生子。
唐格拉尔女儿易容出逃，银行被伯爵打击破产，落入万帕之手，是另一条主线的"眼"。
长篇大论中，高潮节奏紧张，大起大落，也必然要比较舒缓，交代情节，连缀故事的弄堂书——一部好小说两者缺一不可。
2，大仲马在这一点上很显功。
要么安排悬念，设置伏笔，吊足读者的胃口——卡德鲁斯撬锁夜盗。
要么大故事套小故事，从故事篓子里拾小故事串连大故事的情节——帕斯特里尼叙述罗马匪首路易吉.万帕的身世，贝尔图乔叙述贝内代托的身世。
再要么笔端透出幽默风趣的韵致，调节沉闷的情绪——伯爵买通急报站的发报员，万帕榨干唐格拉尔的财产。
3，《基督山伯爵》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主角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在众生眼中可望而不可即。
伯爵富有，无所不知，冷酷无情，恰恰是大仲马心目中的"完美人"。由此可见，英雄史观植根于西欧的沉思者脑中（我也坚信这一条），这可从大仲马的另一部代表作《红屋骑士》发现——红屋骑士只身搭救王后——历史由英雄创造，凡人是繁殖后代的工具。
终于在19世纪后期，弗雷德里希.尼采整合这些思想，提出举世闻名的"超人哲学"。
罗马狂欢节，基督山地宫，罗马强盗巢穴圣塞巴斯蒂安陵墓等壮丽的画卷浮现眼前；还穿插大量传统，典故，传说，奇闻异事，异域风情，岛屿大海的描写，综合而言便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口中的"大仲马情怀"。
大仲马算是"半路出家"的历史小说家——他先是剧作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他的小说中残留着戏剧中多对话的特色——对话比介绍与情景描写之和还要多，可以说除去介绍情景与连接上下文的部分全是对话。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有充满机锋，简洁明快而又丝丝入扣；也有热情澎湃，打动感染读者内心；有长达好页纸，表达人物精神世界的大段独白；也有区区数字，肯否回答的应答。
中风老人诺瓦蒂埃用目光所做的回答即是如此。大仲马另一部作品《三剑客》中格力莫确也一样。他们简短的对话是大仲马对付出版商的法子——按行数付稿酬。雨果的作品，例如《九三年》也有这个特点。
4，19世纪文学首推法兰西。在群星璀璨的年代，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等人脱凝而出；东边的普鲁士文学发展远不及它的邻居（我还没听过浪漫主义时期的普鲁士人文学家），倒是哲学家辈出——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大名鼎鼎，还算上上世纪的康德和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
试举《红与黑》，《悲惨世界》，《包法力夫人》对比《基督山伯爵》。前三部小说以实事为基础，再经作者加工成书，发表年代亦是相近:《红与黑》发表于1830年，《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一同发表于1856年，分别早/晚《基督山伯爵》十五年，十一年。颇有意思的是，雨果开始创作《悲惨世界》的那一年，《基督山伯爵》刚好在《辩论报》上连载。
司汤达抱定的创作宗旨是"小说应是一面镜子"。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被升华至19世纪上半叶西欧资本主义高峰时期历史与哲学的高度。对此，高尔基声称"于连（红与黑主角）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中反叛资本主义世界的始祖"。司汤达倾心于"灵魂辩证法"刻画人物，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惟妙惟肖——无论19世纪，20世纪，西欧小说一直以人物细节为主流，《红与黑》无疑是"另类文学"。（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比《罪与罚》发布足足早了39年，此时陀斯妥耶夫斯基与福楼拜皆是9岁）。
雨果信仰人道主义，这点无需多言。他写作《悲惨世界》的契机如下:两个兵士挟着一个犯人——此人是一个穿着木鞋，脚上淌着血的一个农夫。由于走投无路偷取了一只面包，被判服苦役5年（欧陆，包括沙俄，杀一个人都是判决服5年苦役，此人即文中主角让.瓦勒）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坐着四轮马车而过，无视了囚犯苦苦哀求的目光。这个小场景使雨果大为震动。从一开始，批判与抗议便是《悲惨世界》的主题，他力图使作品对阶级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他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赋予人格震撼人心的力量，另让.瓦勒焕发出人格的光辉。
福楼拜父亲的一个学生，一个乡村医生，美妻有了外遇，使得丈夫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自己也落得服毒自尽的下场。他嗅出这个普通桃色新闻中的人情味。从1852年起，花耗4年写成举世闻名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那细腻犀利的笔锋，刻意写出社会如何把热情浪漫的艾玛一步步推向绝境，吞噬掉的。完稿后，作者满怀激情地宣传"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作为一位近乎苛刻的文体学家，他严格要求自己——文字如乐章般抑扬顿挫，此等惨淡经营的劳作少有人坚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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