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魏晋时期一“放荡之人”，一俗中之俗物，纵横于春宫花楼场所，为各种颠沛流离之徒所喜。
“菊花”，花中四君子之一，一君子中的君子，闲情宜居于山水田园之中，为历朝隐逸之士所爱。
而魏晋时期，由于政事动荡，出现许多隐士，在我看来，隐士？大致分为两类：菊花与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类如陶公，寄情山水，摒除杂事，寻一方青山，居一池绿水。当阳光明媚之时，就“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如果大雨倾盆，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心静，清醒。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一类如竹林七贤等人。以酒寄情，快活于俗世之间；以燥养意，常醉醺于飞尘。喝到醉意上涌，畅呼：“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两种物体，菊花，酒，代表了两种隐士，代表了两种人生。而正如我之前所铺陈的那样，乍一看，菊花或许才像是真正的隐士那样雅致，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但读了世说新语之后，酒，又真的不雅吗？我不知道，两类中到底谁为雅，谁为俗。
先来说一说菊，的确，菊，花之隐逸者也。在东晋，众所周知，陶渊明是喜欢菊的。陶渊明被戴上“隐逸之宗”的桂冠，菊花便也被称为“花之隐逸者菊花的品性”，。因此，菊花有“陶菊”之雅称，“陶菊”象征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骨气。眼前又出现了那幅画面：一簇簇幽幽香菊在院子里静放，陶公一人披长衣立于其间，有花香做伴，又有鸟啼相和……陶公爱菊，菊便成了陶公。
而酒，我就不多说了，中国的酒文化，大家褒贬不一，不过在东晋时，就从刘玲等人因酒而疯癫的事实来看，“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好像酒的确难登大雅之堂。
在东晋时是如此，但，谁又知道，谁能雅致到最后呢？时间才是最后的法官。诸君试看千年之后的，酒与菊花。
现今，在这个消费时代，谁又能真正懂得菊的精髓呢？现在，菊花已经被囚禁于人工养殖的温室里，被当作赠送亲朋之礼而曝露于人情社会之下，或是作为珍品被圈养在一尺见方的花盆内，亦或是生长在小院四周冰冷的高墙下。唏嘘，菊花依旧在，但陶公的菊花安在哉！时间的长河，流逝了太多太多。
而酒，虽俗，但却存活至今。酒作为一种文化，纵横于中国历朝历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敢问谁不喝酒？酒的精髓依旧在，闲暇之余小呷一口，就可遨游于这世间，慢慢回味。
菊与酒，亦如《朋党论》中的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菊虽雅却不能长久，酒虽俗却久久徜徉于世间。
如果我们抛开时间，只聚焦于魏晋时期，再看菊花与酒。
道家曾有这么一句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是说明：那些所谓的隐士，如谢安，陶公，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是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如阮籍，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
不过我转眼一想，其实，无论是酒还是菊花，其实都在逃避。只是逃避于现实与幻梦的区别而已。在陶渊明隐逸之前，他也是想过做官的。他后来隐逸，或许是因为想逃避，逃避昏暗的政治，他便没有了隐士的淡然之心，有的反而是一种恐惧之心。酒，本来就是梦与现实之间的门钥匙，竹林七贤长醉于林间，不也正是想逃避魏晋时期的政治吗？
酒与菊花，逃名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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