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代表作，是其“诗意生平的写照”，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推崇。近二十五年，学界对《简·爱》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突破，趋向于深化和多元化，本文拟通过几个方面，对其做一综合性的分析和评述。
夏绿蒂·勃朗特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1847年，她出版长篇小说《简·爱》，轰动文坛。近二十五年，学界对《简·爱》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和突破，趋向于深化和多元化，本文试做一综述。
一．从“简·爱”形象说开去
简·爱作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围绕她的研究自然占了绝大多数，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下面试对这些成果进行分类和概括。
1.敢于反抗的“新女性”
简·爱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妇女，然而却以她独特的反抗性格，纯洁的灵魂，高尚的精神境界给人以美感，她善良、同情，同时坚韧孤傲。从小身受资本主义社会中来自多方面的非难和迫害，却不甘堕落，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勇敢热情，生机勃勃。完全摆脱了金钱、地位、权势等的束缚和诱惑，敢于冲破等级制度和社会偏见的藩篱，集中地提出了妇女要求平等和争取自由的重大社会问题。
这一角度主要是对前人观点的承袭，对简爱形象的充分肯定，对其人格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代表成果有夏郁芹《浅谈＜简·爱＞中的简·爱形象》，李全福《论简·爱反抗性格的塑造》，王化学《说简·爱》等等。
2.“光环下的阴影”：简·爱性格的矛盾与局限
另有一些研究，在前人的成果上进行了突破，开始对简·爱的叛逆性格产生质疑。
研究指出，简·爱被自卑死死缠住，因外在形象、出身低微、阅历浅薄产生渺小感和卑贱感，她的许多努力与其说是为了独立自由，不如说是为了甩掉自卑而得到优越；就范于一纸婚书，对传统婚姻观屈从迁就；凭借获得的遗产挤入了她原来所痛恨、蔑视的贵族阶级行列；在人生的重要关口，凭借上帝来印证自己的举动；自我实现仍局限在做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天使”。
赵海虹《＜简·爱＞的失败》指出，只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照顾别人而不是被别人照顾才可以使她摆脱自卑。陈姝波《论＜简·爱＞中的性别意识形态》认为，女主人公的性别意识形态模糊、矛盾，对父权意识形态既挑战颠覆又妥协迎合，一方面理性冷静，反抗叛逆，另一方面则过于虔诚、服从、保守。曾雪梅《＜简·爱＞中的妇女“陈规形象”》也指出，《简·爱》初看也落入了“天使”与“魔鬼”的陈规模式，但简爱既不对传统的“天使”完全否定，也不对叛逆型“魔鬼”完全肯定，并在其身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这个角度的研究，削弱了简·爱的反叛意识，使其又向传统女性靠近了一步，简·爱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3.《简·爱》与夏绿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
简·爱不承认传统的妇女美德，全书激荡着妇女对男性压迫者的愤怒抗议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她的女性意识在盖兹海德府，为取得公平待遇而萌芽，在劳渥德维护人格尊严中发展，在桑菲尔德追求爱情和自我价值时成熟，在圣约翰家拒绝无爱婚姻后达到顶峰。
《简·爱》塑造了作为强者的正面妇女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妇女的天然情感，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话语空间进行了寓言式再现。在夏绿蒂·勃朗特生活的19世纪，自然资源被男性掠夺，女性是“被崇拜、被保护和被压迫的对象”。周小娟《＜简·爱＞的女性话语的空间解读》提到：谭波尔，布兰奇·英格拉姆，格蕾丝·普尔代表了家里的天使、婚姻市场的牺牲品、男性的帮凶，都是由男性话语操纵的对象。勃朗特的创作是不断挣脱男性话语的束缚，反抗男性话语霸权和推崇女性独立意识的矛盾过程，但其本人在社会中的自卑心理（从其以写作确立地位，却用匿名写作可以看出），在简·爱女性意识的局限性上也有所投射。
这类代表还有王璐《论＜简·爱＞的女性意识》，王瑛《论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以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为例》等。
4.《简·爱》的空间策略
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空间”是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周小娟《＜简·爱＞空间策略分析》指出，《简·爱》中日常生活空间的边缘化，如偏僻的沼屋，与世隔绝的芬丁庄园，“角落”成为文本一贯的线索，“汇集了一切她认为惬意的、舒适的、健康的、稳固的，乃至令他向往的东西”，使文本的女性主义价值受到非议。而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简·爱》却提到，“边缘”幽暗、不为人注意，才成为具有威慑力的位置，简爱在暗中警觉地“看”有一种隐喻的知觉力。
话语空间的中心化又使女主人公不再受制于男性话语的控制，从“我必须说”走向“我们整天谈着话”。《＜简·爱＞女性话语空间解读》则说道，简以说话寻找、建构话语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与日常话语空间逆向延伸。
5.影响简·爱人格形成的其它因素
对于简·爱人格的形成，部分成果有着自己的见地。
（1）母爱
“母爱的缺席”一直是困扰夏绿蒂·勃朗特的永恒的母题，也是她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们不得不面对的人生磨难。然而母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母爱的缺席。史汝波《母亲的缺席与母爱的在场——＜简·爱＞解读认为，《简·爱》中一系列母亲的形象，如白茜、海伦·彭斯、谭波尔、玛丽、戴安娜、月亮，满足了孤女简对母爱的诉求。但母爱本身又远不是简的终极渴望，通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她对母亲身份的厌烦和拒绝。
（2）爱情与婚姻
维多利亚社会在精神理想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使文本中的爱情因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显得暧昧而模棱两可。施艳《爱与索取——试论＜简·爱＞中爱的模式》指出，《简·爱》中爱有三种模式：孩童式的爱、成熟的爱、具体的爱。简·爱由于童年爱的缺失和个体无法自我接纳导致的无意识的愤怒，制约了个人人格和爱的能力的健康发展，因此无法导向创造性的、健康成熟的爱。田杰《评价理论视角下＜简·爱＞的情感资源探究》则指出，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是伴有大量非安全因素的，他们爱情的发展是曲折的。肖美清《门当户对的世俗婚姻——论＜简·爱＞中外貌、家庭、地位和财富的平等》认为，二人最终在精神和世俗方面都基本取得了平等的状态，才取得了美满的婚姻。
（3）家庭女教师的身份
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女教师就业渠道逼仄，工薪低廉，屡受嘲讽和批评，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她们心态失衡，情感压抑。因此简·爱身上的种种矛盾——顺从与控制，实现自我的欲望和克制自我的意识，火的激情与冰的冷静，郁结于心的反叛心理与恪守陈规的本能——归根结底，是家庭女教师这份职业所特有的。
二、其他人物形象的研究
1.伯莎·梅森
近二十五年对于伯莎·梅森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不再对其加以边缘化，用以陪衬中心人物之美。
从字面上看，幽灵就是伯莎，然而从寓意和心理学的层面上讲，幽灵是简的灵魂的灵魂的化身，伯莎的所作所为正是简的内心深处的所思所盼，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怒。她远非一位疯妇，而是一位灵魂的救赎者，用自己的焚毁既拯救了罗切斯特的灵魂，又洗净了他的罪孽，既维护了简的人格尊严又成就了她的希望与梦想。
肖淑芬《桑菲尔德阁楼上的是一个“疯女人”吗？》认为，伯莎不是简·爱与罗切斯特爱情线索的陪衬人物，而是独领一条线索，揭示了女性被剥夺话语权与自主权后的艰难困境，全书以这条暗线与简·爱所引领的公开争取女性权利的明线相呼应。马冬《失语女人的密码——论＜简·爱＞中的疯女人》也写道：伯莎是扭曲的，被压迫的，令人同情的，也是被误解的，她和简·爱都是被压迫的姐妹，在书中都展现出了特有的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2.罗切斯特
对罗切斯特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几个结论：从表层形象看，他是野蛮兽性与情欲的化身，热烈、大胆、放荡、厌恶、嫉妒、无视道德、不顾法律和伴随而来的痛苦、绝望和灾难等。从深层心理看，婚与性的分离、情与欲的分离成为其痛苦的根源，而对之的摆脱和补偿最终在简的身上找到了寄托。从象征寓意看，他是宗教感情与淡化的悲剧，本不相信基督教精神，结果遭到了惨败。
这类研究的代表有：范文彬《对＜简·爱＞中罗切斯特形象的再审视，白玥、黄鹏飞《浅析＜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等等。
此外，还有极个别文章涉及海伦·彭斯，谭波尔等人物，并非近25年研究重点，且不赘述。
三、艺术手法
这一时期对《简·爱》艺术手法的分析，趋向更加细致全面。
张明芳《＜简·爱＞结构艺术解析》从小说结构指出，《简·爱》以第一人称叙述，按时间顺序铺展；为突出主要情节，严格遵循逻辑顺序，各个部分间的安排都围绕简展开，来表现简的反抗性格和道德、爱情观；安排简的出走和复归的合理情节；插入和运用间断的叙述或者看起来不连贯的情节，并由主题或用其它手段连接；运用比喻结构，并与情节变化协调一致，如水火意象的交替。作者把火作为另一个生动的叙述者，借用火的各种形态来展现人物心理和环境背景，如寻到真爱时如爆发的烈火，爱情受阻时的涅槃之火。艺术水准极高。
周小娟《“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则点明，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
人物设置上，葛亮认为，《简·爱》构建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3+1”体系，简·爱是“自我”，罗切斯特是“我”的对象，伯莎是“本我”，海伦·彭斯则是“超我”。
心态构成上，《简·爱》则融合了现实主义小说和自叙体小说，形成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且兼有社会问题小说和抒情心理小说的魅力。它开掘内视点，有主观情绪化的自然环境描写，意识流初露端倪，有沉郁凝重的整体情调，有象征性，用歌曲、绘画等暗示自我意识的觉醒。有横向的情绪网络，用爱恨连结人物，和纵向的心路历程，从自尊到自强，从自爱到自我实现。代表作有黎新华《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特征》，易小明《一种特殊心态的构成——论夏洛蒂·勃朗特的自叙体小说》等。
此外，《简·爱》以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刻画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这正是十九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缩影。
四、翻译
《简·爱》有伍光建、李霁野、祝庆英、黄源深和盛兴庆、翟士钊等译本。在翻译界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巫莉《＜简·爱＞两个中译本之评析》比较了《简·爱》两个译本的成就，认为祝庆英的译本和盛兴庆、翟士钊的译本在翻译风格和语言运用上各有千秋，但后者略胜一筹。祝译多采用直译，文字显得更加质朴，后者语言则更为锤炼、准确、地道，更富诗意，更多激情。
对于《简·爱》译本的意义，大致有建构经典名著、丰富文学翻译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女性话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等几个观点。刘勇《从＜简·爱＞译本看翻译中的女性身份认同》还指出，现代女性译者往往把女权主义思想融入译作中，突现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身份认同，成为了妇女争取解放追求女性独立地位与自我疆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与其它作品的比较
最后谈谈近25年《简·爱》与其它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谷红丽《＜简·爱＞和＜苍海茫茫＞中的殖民主义话语》认为，洁恩·莉丝从不同角度对《简·爱》进行了重写，揭示了《简·爱》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压迫机制，颠覆了勃朗特的殖民主义话语。李森《＜简·爱＞和＜呼啸山庄＞的象征艺术》则分析比较房屋背景、梦境以及火焰皆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杨汨《生态批评下的＜傲慢与偏见＞和＜简·爱＞》则立足于两部作品拓宽生态审美观，强调女性和自然密切联系，拒绝男性话语影响。吴晶《维多利亚时代的三个反叛女性》通过《苔丝》《简·爱》《法国中尉的女人》，站在女性视角上批判维多利亚文化。方平《希腊神话和＜简·爱＞的解读》认为勃朗特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了一个女性的神话世界。苏稻香《谁能守住爱？——我看简·爱与子君》认为两位女性截然不同的结局发人深省。孙胜忠《一部独特的女性成长小说——论＜简·爱＞对童话的模仿与颠覆》从情节模式和主人公的性格特征等方面论述了灰姑娘等童话原型对《简·爱》创作的影响。龚静则分析了《远大前程》对《简·爱》的借鉴与反冲及其对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建构。
总而言之，与其它作品的比较给《简·爱》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角度。
六、小结
夏绿蒂·勃朗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并对后世影响深远，不得不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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