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在墙头的花

开在墙头的花

  ---浅谈萧红

/王宁

        关于萧红，我读她的作品并不多。完整读过的只有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和代表作《呼兰河传》，且都时日已久。去年以来，又陆续读了几本不同作者不同版本的《萧红传》，所以相对而言，我对她一生的经历比她的作品要了解得稍多一些。

        目前似以美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写的《萧红传》比较被大家认可一些，但我还是相对喜欢叶君教授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喜欢这部传记的原因正如萧红的侄子张抗先生所说：他不是只简单地把一些考证资料罗列出来，而是通过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着学者写作的鲜明特色。这种写作的好处是让人在比较中看到事件的真实的一面，能很好的纠正以前萧红传记中的讹误。叶君教授自己也说，他创作萧红传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纠正以往传记中只关注她是“抗日作家”、“左翼作家”的单一性，这样势必遮蔽了其作品丰富的内涵。他想从一个普通女性普通作者的角度给读者一个新的萧红的面孔。

        萧红一生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就她一生悲剧式的经历而言，我觉得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她的个人性格所造成的。

        作为女孩子，萧红是任性的。这从她小时候的表现中就能看得出来。《呼兰河传》中，萧红回忆说，有一次祖父给她用黄泥烧了落井的死鸭子吃，特别香。后来又想吃了，但没有鸭子再落井，就召集了小朋友往井里赶鸭子。祖父答应她立马抓一只鸭子给她烧，但她非要吃从井里捞上来的，整得爷孙俩直冒汗，足见其任性。这种任性在她小时候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祖父过分的溺爱和包容也有所助长，最终定格。在她以后生活中受到的许多磨难和悲凉的结局大都是由于这个性格直接造成的。

        她第一次和家人反目并离家出走是为了抗婚，跟着一个远亲的表哥去了北平读书。后又随着追至北平的自己的未婚夫（她为之抗婚离家出走的人）离开学校并与之同居怀孕，临近产期又被他遗弃在小旅馆中致其被困，整天被饿得头晕眼花。仅从这一戏剧性的经历就能看得出其做事任性的程度。失去家庭的经济支助去北平读书就已经不现实了，却又继而与自己所抗婚的未婚夫同居更是有些让人瞠目结舌。

        作为母性，萧红是残忍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为了摆脱孩子对她新生活所造成的障碍，当护士把孩子推到她身旁时，她扭过头连连摆手，五天之内，对自己的孩子不看一眼。奶水涨疼得她直呻吟，也给孩子不吃一口，直到孩子被送人。虽说这是被当时的现实状况所迫，但让自己的骨肉在身边又冻又饿地哭上五天而不闻不问，这于一般的母亲恐怕是很难做到的吧。

        作为女人，萧红是轻率的。 两次结婚时，两次都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枕边人和自己腹中的孩子之间，该是一种怎样的隔裂呢。我们不去讨论时代和观念的问题，就人的本性而言，对这种事一般都会有抵触心理的吧。这就为她的婚姻是否幸福埋下了实质性的伏笔。

        萧红的这些性格再加上当时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生存环境和动荡的社会背景，基本上就造就了她一生悲凉的结局。也或许，正就是这种性格才成就了萧红，成就了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试想，如果萧红不任性、不残忍、不轻率，即便她活上百岁，恐怕也只就是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东北女子，成不了在人们心目中的“30年代文学史上的洛神”。

        作为文学青年，萧红是幸运的。纵观她的文学创作之路，和萧军的相遇促使她开始了文学的创作；和鲁迅先生的结识并得到先生的赏识和推荐使得她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同时期有一大批和她不相上下的文学青年，但萧红在鲁迅先生的提携下很快就脱颖而出。先生为她的第一部小说《生死场》做了序并安排发表，使得她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中一举成名，光芒四射。再者，萧红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它来维持生活，尤其是初中期创作阶段，那时候的她经常饿肚子，写文字能换来几个稿费是很实际的，所以所写的作品主题人为的迎合了当时的主流文学的价值观，能够被迅速地认可。这样看来生活的拮据对她来说也是幸运的。

        作为作家，萧红是优秀的。不论怎样，萧红首先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她在不长的时间里共创作了60余万字的作品。起初是为了不甘落后于自己心爱的男人萧军而写，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又为了生计而写。但在香港写《呼兰河传》时，我觉得应该才是纯粹的写作了，才是作者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对话了。很多人评价说，萧红是一个有着灵性的天才作家。鲁迅先生给她的《生死场》的序中也称赞其作品“力透纸背”，说她的作品带有“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茅盾先生也曾评价她的《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足见其作品的分量之重。

        不论造成萧红坎坷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她的一生总归是凄凉的。越读得关于萧红的传记越多，心里就越有一种辛酸感、悲凉感。传记其实就是一个人在讲另一个人的故事，是经过了别人的思维而后重新被创作出来的东西，所以与经历者的思想必定有着一定的差距。

        我只是零星地读了一些萧红的回忆录，所以对她的生命历程和心理历程触摸得还远远不够细腻。但就这些粗略的了解中，萧红的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常常会使我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正如她在《呼兰河传》中所说的，她的一生“就像一朵开在了墙头上的花，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基于同样是女性的角度去看萧红，撇开理性的说法，那么她的任性、她的残忍、她的轻率都是应该理解的吧。同时她也具备作为女性的共同特点：敏感、细腻、易于感伤。她一生最爱的男人是萧军，但萧军又是一个粗粝的带有军人作风气息的人。这对于细腻敏感的萧红而言，也注定是伤害于她最深的人。萧红在生命走到尽头时，还在对着朋友骆宾基念叨“如果三郎知道了，一定会来救我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期许啊！当时的萧军早已和她分道扬镳，也因时局所迫，再也无法像当年在东兴顺旅馆那样侠客式地救她于苦难之中了。   

        在萧红离世24年之后，萧军在他和萧红合著的作品《跋涉》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话：“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宛在，伤何如之。”可见，人终究是善于怀旧的。也许萧军的余生一直是活在萧红的阴影中的。---有几个男人能够承得住一个深爱自己又被自己弃之不顾的女人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对自己如此光华的期待呢！

        有人说，萧红的死，在萧军，鲁迅，端木蕻良，骆宾基这几个男人中，只有鲁迅先生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先死了。我想，在那样的年代，于一位风尘的女子而言，要追究哪一个男人的责任，也是一件难以定夺的事。

        萧红的一生很短暂，只有三十一岁。但她一直活在后世人们的心里，不论她在人们心里的形象如何，都已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