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孝文帝迁都洛阳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
①政治目的：“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迁都洛阳，光宅中原，是因为崤函为帝宅，河洛为王里，是文治之地。要汉化，便须离开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阳去。
②经济目的：洛阳可以通漕运。孝文帝认为洛阳能通四方之运，都洛是关系到军国大计的问题。
2.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①汉化政策的中心，是在使鲜卑贵族向汉人士族转化。
②革衣服之制、改变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的籍贯、死葬洛阳。这些举措，一是要绝代人故土之恋，二是将代北鲜卑部酋变成中原士族。看似外表或形式，实际能够决定性质或内容。
③“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是一项最重要的政策。变胡语、胡姓与胡名为汉语、汉姓与汉名，进入了汉化的实质性问题，鲜卑贵族变为文化士族的道路打通了。
④通婚：为使鲜卑贵族懂得门第的重要性，孝文帝为他的六个弟弟所聘之妇，均出八族及清修之门。
⑥定姓族：专以官爵的高下，为姓族的高卑标准。
Ⅰ.重姓族就是重官爵，姓族一定，鲜卑贵族门第的高低也就分出来了。
Ⅱ.定四海士族是与大选内外群官同时进行的，对象不仅是鲜卑贵族，也包括了汉人士族。
Ⅲ.重官爵是看历代何官。
Ⅳ.定姓族与选举制密不可分。从定姓族起，北魏选举便只问姓族的高卑。
⑦婚宦制度的改变：由人伦并重，转到只问姓族，不问个人。孝文帝前，寒士有才，亦可视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配偶名族。孝文帝后，则绝不可能。
⑧孝文帝不讲人伦，只讲姓族；不问个人，只问门第，是从鲜卑贵族尚无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的，目的在使鲜卑贵族的政治社会地位能与北方汉人崔、卢、李、郑等大姓，迅速一致起来。
3.重姓族门第是南北士族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区别。山东尚婚娅，江左尚人物（人伦、才识），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姓族、高官）。北方所尚是在孝文帝汉化政策实施以后形成的，南方所尚保持了汉魏以来，虽重门第，但不废人伦的传统。
4.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胡化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一种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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