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20世纪的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属于“前现代”文学时期。中国古典小说在19世纪的后半叶走向终结，开始落后于欧美和俄日。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礼教文明和封建宗法社会走向没落解体，并使中国在全球化的现代文明进程中，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文明思潮在文学上的体现。自1840年之后，“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们，开始在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救亡的道路。
面对中华民族和传统文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后出现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由军事科技到社会政治的一系列变革。但是由于这些改革尚处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层面，因此并未对中国当时的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龚自珍、魏源到郑观应、严复、康有为。他们虽然认识到了“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魏源《海国图志序》）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无法摆脱以西人之“器”，卫尧舜周孔之“道”的观念，因此最后导致这些19世纪末的改革尝试都一一失败。使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交的中华民族，处于更深的危机之中。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在总结以往“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的经验教训之后，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挽救中国危亡的文化救亡道路。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提出以“新小说”来“新民”的改造国民性启蒙思想，梁启超将“小说革命”与启蒙思潮的传播相结合的观念，既是对中国晚明以来古典启蒙文学作用的总结；有时学习西方近代启蒙思潮经验的基础上，自觉继承中西小说启蒙价值的产物。虽然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通俗性和政治性，但由于王国维、林纾等人向审美艺术性方面的纠偏。中国小说在20世纪之后，在这些启蒙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的共同影响下，开始在学习西方近代小说艺术的基础上，迅速由古典向现代转化，并且出现了一度的繁荣。
二、
中国近代小说中最有影响的是“政治小说”和“社会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的出现与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提倡是分不开的，而作者大多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蔡元培的《新年梦》、陈天华的《狮子吼》等小说启迪了民众的政治觉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启蒙的目的。对于人们同情和理解革命，起到了宣传和促进的作用。但在艺术上有粗制滥造之嫌，优劣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思想艺术上对古典小说有重大突破的，是社会谴责小说，这类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这些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小说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的批判精神，又突破了章回小说的书写方式，在吸收和借鉴西方近代小说表现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近代的转化。与古典启蒙小说相比，对于社会现实的描写范围更加广阔，但批判大多只停留在对各种现象的揭露上，缺乏深刻的文明反思和理想追求。
如果说政治小说的理想空泛大于现实描写，那么谴责小说则是现实揭露掩盖了理想追求。这是转型性小说急功近利、庞杂浮泛的必然表现。与这两者同时出现的近代“言情小说”，对古典爱情小说有一定的突破，但仍然没有脱离才子佳人的模式痕迹。中国的近代小说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理想色彩。但是这两者却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辛亥革命的胜利，意味着近代启蒙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在“文化救亡”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革命果实被窃取，令人极度失望，导致了一些作家对“文化救亡”和“小说革命”产生质疑。启蒙思潮在民国初年陷入低谷，近代小说也进而由“文学之最上乘”的启蒙载体沦为“俳优下技”的娱乐消遣品。
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是中国20世纪启蒙思潮和“小说革命”陷入低谷之后，由言情小说和谴责小说演化蜕变的结果。是封建保守思想回流，小市民庸俗趣味泛滥，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在文学上的的体现。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重大危机，在民初仍旧十分严重。
清初启蒙思想所导致的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启蒙思想本身的不彻底，从魏源、郑观应、严复到梁启超，虽然大力吸收和引起西方近代先进文化思潮，但其目的在于以“西用”来补“中体”之偏，这种“改良”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礼教文明本身。另一方面，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由于过分宣扬通俗化和政治性，导致近代小说在转型中出现肤浅化和工具化的弊端，而林纾虽然以审美性和艺术性纠前者之偏，但又滑入另一极端，失去启蒙的批判锋芒，致使近代小说在民初陷入趣味主义的泥潭之中。因此，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以“新小说”来“新民”的“文化救国“道路，因其不彻底性，而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
中华民族在民初政局变幻、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历史时代中，内忧外患、危机不断。在这种危机关头中，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正在酝酿之中。1917年，以《新青年》为阵地的现代启蒙思想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再次倡导“文学革命”。一场彻底颠覆封建宗法礼教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唤醒中华民众上千年沉睡的自由民主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思潮，开始在文化知识界以势不可挡的姿态涌现而出。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现代性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17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白话小说正式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施耐庵、曹雪芹等古典小说家和吴研人等近代小说家，被承认为“文学之正宗”。
自明中叶之后，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尤其是白话小说，一直都与启蒙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典和近代小说的繁荣与衰落，是与启蒙思潮高涨与低落相同的。因为自明中叶以来的启蒙思潮和白话文学，是商品经济萌芽于市民阶层兴起的产物。是代表城市平民和下层民众，市井文人意识的个性解放思潮与官方封建宗法礼教相斗争的文化载体与艺术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写作和代表平民的“人的文学”，是对一直被封建礼教文明压抑的民间自由精神和人格自主意识的承认，是中国近四百年反封建礼教启蒙思潮发展的必然。
中国小说在20世纪的前十几年时间里，在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和大量译作的影响下，已经初步具有欧洲启蒙文学之后的一些近代特征，但是由于转型期的近代小说家们，尚不能很好的将中国古典文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文化表现方式结合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新小说，体现出的是一种粗糙的过渡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成仿吾等思想启蒙者和文艺理论家，小说家的翻译介绍和艺术探索之下，到了1920年，接受西方影响的近现代文艺思潮影响的白话小说们，形成了诸多具有鲜明艺术特征的现代小说流派，中国继亚洲的日本之后，成为20世纪初又一个由古典向现代文学成功转型的国家，中国文学正式进入世界现代文学的大语境之中。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出现，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影响，主要来自18世纪启蒙文学之后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小说流派。陈独秀、周作人和沈雁冰等人在介绍欧美俄日的小说流派时，更加注重为人生、为社会的写实主义倾向，同时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浪漫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也有所吸收。这一方面是由那个时代“一切为了人”的启蒙精神所决定，一方面也体现了刚刚进入现代转型的中国文学家，力争追赶世界先进思潮的进取意识。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现代小说，虽然是在接受西方近现代小说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其所表现的思想主题，一直都是与“自我的觉醒”，“个性的解放”等启蒙话语与反封建礼教和殖民压迫的现实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绝不是对西方近现代小说文艺思潮和表现艺术的简单移植和模仿，而是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一种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创新。
自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三十年中的中国现代小说，从总体上看，是以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为主的。同时具有古典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新古典和现代派小说，构成了主体之外的两翼，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格局。此外，浪漫主义虽然没有前三者的影响大，但作为一股支流，与现代主义相互映衬，也是现代文学中的一道重要景观。
这四种主要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救亡、革命话语在现实中的变奏，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形式也相互迥异。最后，一直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在50年代之后，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式，吸收了浪漫主义的抒情特征，成为“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主要基调。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启蒙话语才又一次在“新时期”文学中被提起，中国小说也再次出现争鸣的新局面。
四、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出现的四大小说流派，与欧洲19世纪的文学流派格局相似。浪漫主义小说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的，虽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最早产生于德国，但在19世纪以前，其影响主要在诗歌、童话和民间文学领域。诺瓦利斯和蒂克等耶拿派小说家，19世纪之后，海德堡浪漫派出现了阿尔尼姆、布伦塔诺，柏林浪漫派出现了艾辛多夫和克莱斯特等浪漫主义小说家。但他们的创作，过分依赖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幻想色彩过于浓厚，缺乏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关注，这种倾向在德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小说中，体现也是较为明显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这种特性，与19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费希特所倡导的重自我与主观精神，自然与神秘想象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受德国影响很大，但主要在诗歌领域，小说方面，只有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了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小说虽然脱离了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叙事模式，但大多数仍然与社会现实相距较远。真正体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代精神的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龚斯当、缪塞等小说家，继承了卢梭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他们的小说表现了处于“世纪末”悲观失望情绪中的迷茫、苦闷精神状态，是启蒙思想和大革命失败后，现代人处于动荡不安历史时代的焦虑体现。
在欧洲之外的俄国和美国，浪漫主义思潮曾一度影响到普希金、莱蒙托夫、霍桑、麦尔维尔等小说家们的创作。并且对19世纪后期的日本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主流地位在19世纪30年代被现实主义所取代。尽管雨果等作家依旧坚持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但已经脱离了那种只重主观自我和个性表现的特征，而是吸收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使浪漫主义小说向社会历史深度和精神理想高度扩展和提升。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浪漫主义小说，对于欧美俄日的浪漫主义文学表现艺术都有所吸收和借鉴。尤其是19世纪末，受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影响的“新浪漫派”，即以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为代表的前期现代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理念和心理分析手法，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以及浅草社、沉钟社的浪漫主义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带有强烈的自我抒情性，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失望、人生理想的破灭、爱情婚姻的挫折，是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中国的浪漫主义小说强调张扬自我、发展个性自由，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但由于过于浓重的自我个人化，以及消极颓废性，在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走向成熟和左翼文学兴起之后，迅速走向衰落。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不同程度的被新古典和现代派文学所吸收。40年代，浪漫主义小说在徐等作家的创作中，融合了诸多的现代主义因素，开始走向成熟。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始终未产生具有代表意义的长篇经典作品。
五、
如同现实主义小说在欧洲19世纪文学中取得巨大的辉煌成就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十年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世纪30年代初，法国的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与俄国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问世，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正式登上西方文学的舞台。一个世纪之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经过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探索和积累之后，在30年代逐渐走向成熟。在人数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家中，老舍、巴金和矛盾的小说，最具有代表性。他们像19世纪法国的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英国的狄更斯、哈代；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将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19世纪的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主要特点是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他们超越了浪漫主义者个人的主观情绪和向古代异域幻想的逃避，开始在直面资本主义制度在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出现各种以金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扭曲、道德堕落、人性异化的现象，并对其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现实主义作者大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将社会的方方面面描写到小说之中。一些长篇小说，展现了众多具有真实生动的人物性格和社会历史画面，对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实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初步包含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和批判大多停留在社会历史层面，但为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进一步深层文化反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2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为人生”的社会问题小说，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人生问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揭示和探讨。2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人道主义和平民色彩非常浓厚，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特征。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左翼倾向，“为人生”的启蒙话语被“为人民”的时代强音所取代。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描写，却更加的深入和成熟。这在老舍、巴金、矛盾的小说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老舍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宋元明清时代的白话章回小说很熟悉，对于欧美文艺也有广泛接触。但英国文学，尤其是以狄更斯为代表的描写“小人物”和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最深。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与狄更斯的《孤星血泪》一样，都描写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幻灭。他们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悲观离合的描写，将特定时代的市民风俗和城市风貌传神的表现出来。通过对人物性格的细致刻画，揭示出了社会风气和传统观念对人性所造成的扭曲和异化，但他们的批判是温和幽默的，即使是对悲剧的描写，也透现出一丝人性的微弱亮光。他们的小说，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中最耐人寻味的“贫民史诗”。
如果说老舍的小说具有英国文学的冷静幽默，那么巴金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则是接近法俄国文学的愤懑激情，他的小说大多以“三部曲”的形式出现。尽管他后来的作品中，基调逐渐由激烈向深沉转化，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创作时间跨越整个三十年代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这部小说上承《红楼梦》等家族小说的反封建礼教传统，兼取《安娜•卡列尼娜》等西方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抗争和反叛精神，书写了一部中国现代社会家族史诗。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高觉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被启蒙精神唤醒的青年代表，他的身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最有希望的“少年中国”形象。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沃伦斯基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相比，高觉慧代表的是一种彻底敢于反抗旧文化、旧道德和旧制度的“新人”形象。同样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后者身上更具有希望的朝气。当然，这是由作者所处的时代精神多决定的。
与老舍和巴金相比，茅盾的小说，更加的冷静和客观，在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上，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和没落的描写上，在对人物社会心理的分析上，都具有一种犀利的透视目光。茅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子夜》，以及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作品，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作品一样，在对社会政治经济和人物心理性格的分析基础上，深刻的揭示了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关系和时代特征。
六、
处于半封建本殖民地文化氛围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受到中国古典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双重影响，出现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派和新古典派小说。以阶级革命为主题的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为时代主流的20世纪30年代，这两派小说分别滥觞于20年代的浪漫抒情小说和乡土写实小说。在启蒙色彩较20年代有所减弱的同时，显示出了浓厚的审美现代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文学主流是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苏俄东欧为代表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两者对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就出现了以叶灵风和滕固等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创作倾向。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上海作家先后创办了《璎珞》、《无轨电车》和《现代》杂志。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正是诞生于上海这个当时最具有现代气息的东方国际大都市。中国的“新感觉派”，除了受到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外，对日本的新感觉派夜进行了一定的学习和借鉴。
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流派。1924年横光利一在《文艺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头与腹》，被评论家称为“新感觉派”，日本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正式宣告诞生。新感觉派的成员是一批具有文艺革命意识的青年，他们喊出向老作家挑战，破坏既有文坛的口号。主张文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在广泛吸收欧洲现代派文学表现技巧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应该表现主观真实，用新的感觉表现自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新感觉主义与西方的印象主义比较接近，但在表现形式上更倾向主观的感受而不是印象，是对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一种调和。
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是横光利一，他的小说常常以写见大，在特别视角的主观感受下，揭示人与他们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春天的马车曲》以一对夫妻通过相互嫉妒和猜疑来表达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爱，来表现爱情在现代人心理的扭曲和异化，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困难。《上海》是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派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这篇小说以主人公在混乱不安、危机四伏的现代大都市里，对纷繁的世相的体验，表现了社会秩序的崩溃和人与现实的分离。片山铁兵是新感觉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家，他的小说更偏重于对人的病态的官能感受的描写，从而表现对现代社会罪恶的批判。
川端康成是新感觉派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掌小说《感情装饰》、短篇《梅花的雄蕊》和中篇《浅草红团》是最具有新感觉派色彩的小说作品，多表现处于动荡不安时代中的女子病态和颓废的美感。1928年，日本新感觉派开始分化，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的创作方向转向了新心理主义。
中国和日本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接受西方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同时兼具唯美、象征、印象、表现主义的特征。这同时既成为其优点，又是其弱点。作为一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方式的“全面”继承，新感觉派兼具多种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但由于其庞杂性，又不免肤浅。因此，东方的“新感觉派”文学，并不像西方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那样，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持续很长的时间。而是在30年代前期在昙花一现之后，销声匿迹。
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与日本的新感觉派小说一样，都没有产生经典的长篇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其主要成就在于一些精致短小的中短篇作品。以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家，是“海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并未真正具备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现代性焦虑”时代语境。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小说，所关注的主题局限在处于现代性都市文明冲击下的个人精神感受和心理情绪上。所以，东方现代主义文学所体现的是“现代性情绪”，而不是“现代性焦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是“未展开”或“被压抑”的现代主义文学。
七、
中国的新古典主义小说，与现代派小说相比，最突出的是与“都市”相对的“乡土”特色。但与20年代的乡土写实小说不同，尽管新古典作家自称“乡下人”，但他们大都市学者型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和造诣。因此，除了“乡土”之外，他们与现代派的另一个重要不同在于“古典”。新古典小说家，大多数属于京派作家群。《水星》、《大公报•文艺》杂志是他们的重要文学阵地。以废名、沈从文、萧乾为代表的新古典小说家，其作品带有浓厚的古典文化和乡土风俗色彩。废名的佛禅文化意识与他小说中的湖北乡情，沈从文的原始巫道文化意识与他小说中的湘西民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古典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废名的小说，明显的继承了古典小说《红楼梦》、《镜花缘》的“女儿国”意象，以佛禅思想静观宗法社会田园生活的优美和谐。但《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带有对封建礼教的激烈批判和强烈的“末世”危机幻灭感。而废名的小说则更贴近陶渊明的“桃花源”隐逸避世倾向，在纯粹的生命静观中实现审美的超越。与废名相比，沈从文的视野更加的开阔，他的小说同时具有明显的原始生命意识和现代都市文明批判倾向。
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都没有启蒙话语的那种反封建礼教的国民性批判，他们笔下的人物似乎并未受到儒家礼教的侵染和异化，因此体现出一种自然纯朴的健康人性。尽管两人都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外来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而是采取一种从容的吸收和借鉴。他们所接受的古典文化，是中国儒家礼教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这种禅道文化的影响主要在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山水田园和风景秀丽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新古典主义作家并不认同“五四”新文化的那种以西方现代文明来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而是力图从中国古代的边缘文化中，寻找一种审美的诗意栖居。在西方浪漫主义小说家卢梭、乔治•桑和梅里美的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种返归自然的田园情结和张扬原始野性的生命意识。废名的乡土小说和乔治•桑田园小说，都强调一种纯洁的爱与和谐的美。而沈从文的湘西民情和梅里美的科西嘉风俗小说，更倾向于对原始生命激情和自然健康人性的肯定以及对都市文明和宗法道德观念的否定。
新古典主义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有民族色彩和诗化特征的文学，也是东方现代文学中最独特的风景之一。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印度的泰戈尔为代表的东方现代小说家，也都创作了这种具有民族古典色彩的小说。他们都成为了东方最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沈从文也曾被提名。是最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审美现代性文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应了“现代性焦虑”。
八、
中国现代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进入高峰期，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20多年的发展和探索之后，流派意识已经逐渐减弱，一些40年代登上文坛的小说家。不仅与其前辈一样，继承接受中国古典和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自鲁迅之后的中国现代小说作品，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特征。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不再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启蒙”和“革命”这些社会民族大问题上，而是将个人的日常生存问题，与时代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在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中，思考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他们超越了具体的批判现实、浪漫抒情、古典乡土、现代心理小说的界限，而是在对人物的日常生活既“平凡”又“传奇”的描写中，揭示现代人在婚姻爱情、人生选择、理想追求等方面的生存困境。对现代文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无论是在哲理思考、还是艺术表现上，比之二、三十年代，从总体上都更加的深刻和成熟。在对人物生存意义进行的思考方面，已经具备西方40年代存在主义小说的一些方面。
张爱玲的《半生缘》、钱钟书的《围城》，都是具有通俗可读性的作品，但同时又含有丰富的哲理思考和人生思索。我们无法将之划入具体的文学流派，但是却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流派的新方向。中国现代最后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是无名氏。他的代表作品《无名书》，是对中国现代小说所有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的综合性尝试。作为一部由六卷作品组成的长篇巨著。其创作时间跨越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得以完成。这部小说具有“史诗”的规模，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说的宗旨在于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建构一种文学上的新宗教。但是从作品完成的实际效果来看，前者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而较精彩的前三部，其主题并未超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范畴。
中国现代小说从反思中国传统的“礼教文明”，批判国民劣根性，呼唤“新人”的启蒙文学开始，最后以对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的探索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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