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围城》外的我们，如没有遇到像作者夫妻间能相互“大笑”的同行之侣，那我们这些“捉迷藏的人”又该怎样“在墙和篱笆上行走”？
——追风筝的鱼
将《围城》请回家，是十年前的事，人云亦云觉得应该买回来，所以特地去新华书店买的精装本。这是自己继《简爱》之后迄今为止买的第二本精装书。
如果说《简爱》是对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价值观的直接引领，那《围城》曾经就是迟迟不愿步入婚姻的绊脚石，只因那句被自己囫囵吞枣的名句：婚姻是一座城，城外的想冲进去，城内的想逃出来。
这句话接近一份诅咒，光是字面意思，似乎就令人对婚姻望而生畏。当然现在看来，仅凭想象就下结论，完全是断章起义。进与逃，中间充斥着很多变量。自然，没有一定的岁月沉淀，这本书也读不进去，所以，纵然是文学大师的经典著作，也难逃束之高阁的命运。
决定读这本书就是这几天。写文有卡文，读书也会卡书。鉴于太多的前车之鉴，读之前下了一系列“功夫在诗外”的功夫，先看了书尾后面杨绛先生为钱钟书先生作的记，看既是妻子又是作家的身份会怎样既客观又主观地评价丈夫的作品，正如他们伉俪情深的佳话，这本身就是一件旁人羡慕不来的美谈。
阅读这篇举案齐眉的记，很畅快淋漓的是杨绛先生用了很多个“笑”“大笑”，她写到：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这是文字的默契，是夫妻的默契，是灵魂的重叠，除了羡慕，还是羡慕，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能彼此对笑的灵魂，比如自己。
《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间，当时作者正困顿于上海沦陷区，这样的情绪对小说的题旨有重要的影响。小说以方鸿渐为中心，刻画了抗战时期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的形象。
这本书在第90页开始点题，一干人等无意之中聊到罗素的几次离婚，扯出了”围城“这个说法，据说，这个说法有两个出处，一处是英国的一句古话，将婚姻说成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另一处出自法国，就是人人都能出口成章的这句。
当然，通读了《围城》就知道，围城除了象征人生的婚姻，另外还有两层象征：
围城象征了人生的处境。小说从方鸿渐乘船回国路过的香港写起，从香港至上海，上海至内地，再经过香港回到上海，方鸿渐的人生轨迹就如一座围城；实际上三闾大学也是一座围城。甚至方鸿渐所处的整个环境又何尝不是一座围城，“围城”般的人生体现了方鸿渐挣扎而失败的人生。
围城还象征着人类的生存困境。人类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个人要求与时代局限的冲突等因素，总无法突破围城的包围。
阅读这本书的体验很奇妙，感同身受的围困和强烈的压抑之感如影随形，这和人物所处的背景有直接关系。但这样一系列发生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通过作者睿智奇妙的比喻、哲理性的讽刺幽默，又将整个笼罩的沉闷之感巧妙化解了，捧腹大笑之处贯穿了全书，忍俊不禁比比皆是。摘抄几处：
写方鸿渐买假文凭始末——
方鸿渐受到两面夹击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效，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蠢笨都掩盖起来。
方鸿渐与卖假文凭的爱尔兰人谈价格，因为他自己身上的余钱已不多，咬牙只愿出一百美金，说先付三十，等文凭到手，再寄余款，并诱爱尔兰人说还有几十个同学后续会找他交易。可交易谈成并收到假文凭之后，这位留洋的中国方先生甩了对方一个嘴啃泥，只汇了十美金过去，还把爱尔兰人骂了一通。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不停，作者在这里来了个国际调侃——
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一次胜利。
写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的一段，可以说将一群斯文人的形象撕得体无完肤——
李梅亭脸上升火道：“你们全去了，撇下我一个人，好！我无所谓。什么同舟共济！事到临头，还不是各人替自己打算？说老实话，你们到吉安领了钱，干脆一个字儿不给我得了，难不倒我李梅亭。我箱子里的药要在内地卖千把块钱，很容易的事。你们瞧我讨饭也讨到了上海。”
后一行人旅费告急，方鸿渐们饿了一晚上后，早上鸿渐出门去买花生米填肚子偶遇烤红薯。又是李梅亭——
鸿渐看见一个烤红薯的摊子，想这比花生米好多了，早餐就买它罢。忽然注意有人正做成这个摊子的生意，衣服体态活像李梅亭，仔细一瞧，不是他是谁，买了红薯脸对着墙壁在吃呢。鸿渐不好意思撞破他，忙向小弄里躲了。等他去后，鸿渐才买了些回去，进旅馆时，遮遮掩掩的深怕落在掌柜或伙计的势利眼里，给他们看破了寒窘，催算账，赶搬场。
到了三闾大学后的遭遇，写校长高松年的虚伪——
“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唉！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书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
“抗战时期”这四个字背了很多的锅，里面的人物为了虚荣，经常是面不改色地将不是自己的荣誉“黄袍加身”，而根本不惧谎言被拆穿的一天，皆是因为“抗战时期，资料容易遗失。”
《围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新儒林外史”。经典如陈年老酒，每个阅读之人都可以从中品出自己的人生之味，虽处于不同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恋爱、婚姻、职业，以及生活中的挣扎，同样是举头仰望“秦时明月”，低头抚摸“汉时关”，互为呼应。
故事可以虚构，可《围城》外的围城却实存在。掩卷莞尔：《围城》内的人趔趔趄趄，惶惶不可终的日像雾像雨又像风，而《围城》外的我们如没有遇到如作者夫妻之间相互“大笑”的幸运，我们这些“捉迷藏的人”又该怎样“在墙和篱笆上行走”？
终于读完写完思完毕！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