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和秀姑
善良、勤劳和爱,构成强大的生命依托,生活赐予的越少,生命愈加坚强。
1
和尚在山村小学土坯房里一待就是五年,这里与世隔绝却依山傍水,风景如画也人烟稀少,通往外面世界的就是顺着山脚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路。
和尚是他的外号。之所以叫和尚,是因为他所处的小学校在半山腰,没有院子,只有座东朝西孤伶伶的三间土坯房,其中两间是教室一间就是他的寝室。清晨和傍晚的时候,人们经常看到他在学校西南角的一块大磨盘石上盘腿打坐,有时候嘴里念念有词,有时候面前立放着一幅陈旧的木架,涂涂划划――那个时候乡亲们不知道――其实那是他在吟诗、作画。只晓得他穿一身浆洗发白,补丁搐补丁旧得不能再旧但还算清爽干净的长衫,面向西方在朝晖或晚霞的映照下,神情专注如同一尊虔诚的佛。
人们私下里称他一下“和尚”,但乡亲们当面称呼他更多的还是“先生”,“先生”的称呼充满了对他这种文化人的深深崇拜和敬意。在贫穷的乡里山村,人人除了在乡公所留下的平时基本不用的大名外,几乎都有一个不雅的小名,诸如“茅缸”、“群狗”、“粪蛋”之类随意和低贱,故意有叫阎王爷无暇注意到的意思。“和尚”的称谓在这诸多外号中间反倒显得格外高大不俗,彰显浓浓的崇敬。
这还是襄阳解放的前一年,1947年的“和尚”只有20岁,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秀才”,已经在本乡的这所山村小学当了五年先生的他,带二十多个娃娃教授一至五年级的课程。
他有文化不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好能够上得起学,而是有一位给有钱人家孩子当私塾先生的父亲,他四岁开始跟随父亲四处漂泊,利用给有钱孩子当陪读的机会熟读四经五书、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数学计算、阴阳八卦。
和尚在15岁的时候参加乡试统一会考,一举考得全乡第一名,于是,经过乡公所的安排,在这离家三十多里路程的小山村的小学,谋了份全职老师的职业。刚开始还有一位满嘴都是“之乎者也”、一身毛病住在当地的老先生和他一起带娃娃们,不两年随着老先生驾鹤西去,全校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即当爹又当娘地教着孩子们。和尚生性喜欢清静,难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找到这样一个偏僻处所为人授业解惑,自己倒是感觉舒服自在。
年纪轻轻,和尚在这十里八乡却小有名气,格外受人尊重。人们除了看重他的文化外,还在意他一身与众不同的仙风道骨和儒雅神志。哪一家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出席,总免不了请他先说两句,仿佛他肚子里有用不尽的诗词歌赋,总能顺口来一段人们能听懂抑或根本不明白的句子,反正大家都听得出来是吉利的好话,也深信先生嘴里吐出来的东西绝对字字千斤有份量。大家都觉得有了先生讲话的仪式,才显得厚重圆满,才能让人们长时间的记住并津津乐道,才能让这沉寂的山村充满生气。
2
和尚和秀姑是在这一次暴风雨中结识的。那一天,一上午天气出奇地热,山坡上的树叶一动不动,树上的知了不厌其烦地尖叫了整整一个上午,凭空让人增添了许多烦燥。吃过午饭,和尚就着一身白粗布短衣褂,横躺在校舍前老槐树下一张竹制的凉床上。这张凉床是他上一任老先生留下的,早已被汗渍浸润得油光发亮的床体,不停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因为已经放了暑假,学校少有人来往,和尚打算静下心来在树荫庇护下,美美睡上一个午觉。
忽然,狂风大作,天气象小孩的脸说变就变,顿时阴云密布,刚刚还叫得欢的知了,齐整整地闭住了嘴,火球一样的太阳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山上的大树就象是被一个巨人剧烈地摇晃着,树叶四处飞卷着发出恐怖的“呜呜”声。倾刻天地间阴暗下来,黑沉沉地叫人喘不过气来。和尚飞快地跑进屋子里,惊恐地打量着屋子四周,好在前几天老乡们动手加固了这几间土坯屋,尽管陈旧但墙壁夯实得紧密厚实。
和尚站在门口远眺,远处两公里外平时一览无余的汉江,此时完全笼罩在昏黄的暮蔼之中。影影绰绰只能看到江滩上的芦苇,成片成片地随风起伏。
眼看一场暴雨将至。隐隐约约他像似听到有人呼喊的声音,风中这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听得出来是那种很急促也很撕心裂肺的呼喊。他努力想听个清楚,他迎着大风跑向平时盘腿打坐的磨盘石,他意识到在这种突变的天气下,一定有人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危险,特别是在山区。他终于看到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芦苇荡靠近山脚的这一边,拼命地来回奔跑,呼叫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不好,有人出事了!”和尚知道山脚下的人们,谁也听不到也看不到毫不知情,他绝不能坐视不管,飞快地向山下冲去。
铜钱大小白亮亮的雨点象齐发的万箭,从天空直直地射向地面,冰凉的雨点夹杂着土腥味,打在脸上生生地疼,和尚完全不管不顾,在这瞬间到来的茫茫雨幕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江滩……。
和尚全身湿透领着水淋淋的秀姑回到山脚下村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间。因为当时没有个钟点,只晓得好多没有顾上吃晚饭的人们集聚在秀姑家里,正在商量着冒雨摸着黑出去找人。忽然见着和尚带着秀姑狼狈不堪地出现在面前,大家都说不出话来,一向木讷的父母拉着秀姑嗫嚅地说:“好,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其实,和尚早也认识秀姑,只晓得她姓张,尽管天天风吹日晒,仍掩饰不住天生的水灵漂亮,在村子里属于比较出众的姑娘,却没有与她说过话,更不知道她的命特别苦。秀姑的命苦是他后来慢慢才知道的。
在接下来的交往中,秀姑讲了她的许多故事。秀姑小和尚七岁,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弟妹都在和尚的小学里读书。作为老大,她没有权利上学读书,家里的农活早早地压在她还稚嫩的肩膀上。父亲常年出门帮别人打点小工挣点小钱,她们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完全由她的奶奶说了算。奶奶对母亲特别地刻薄,母亲自过门那一天起,每天都在奶奶的吵骂中过日子。
奶奶对母亲不好,自然对她这第一个出生的丫头片子也不好,打四五岁起秀姑每天被祖母逼着上山割草,下地干活。家里两头耕地的水牛,平时的放牧也全部依靠秀姑一个人完成。家里人口多,几亩河滩地和几乎靠天收的山坡地,完全不能养活一家老小,秀姑每天半饥半饱地生活着,还要麻木地和母亲一道忍受祖母的责骂。秀姑经常在没有人的时候哭,一想到祖母她就哭得更加伤心,为她自己也为她的妈妈,自此留下了伴随她一辈子迎风流泪的眼疾。
秀姑非常感恩和尚,她说和尚是第一个对她好的好人。那天如果不是和尚及时出现,帮她在暴风雨中找回因为受到惊吓,而四处奔跑的水牛,她可能就没法活下去了,两头水牛可是她们家全部的家当和生存的全部依赖。
那一天天气突变时,受到惊吓的两头牛在没人深的芦苇中横冲直撞,她拉住了一头牛,另一头牛却挣脱得无影无踪。她真的绝望了,拼命地跟着水牛的影子奔跑着、哭号着……。天地间狂风肆虐着暴雨的声音,夹杂着汉江翻腾怒吼的声音,以及芦苇荡里千军万马横扫一切鬼哭狼嚎的声音……,她看不到水牛的影子,她甚至迷失了方向,芦苇丛中到处是沼泽,她跌跌撞撞地在泞泥中挣扎,单薄的身躯完全被巨大的恐惧包围着……。
是和尚从天而降,在狂风暴雨中帮她找回惊恐万状的两头水牛,泥人一样的和尚搀扶着她,安抚着她。如果那天没有和尚象天神一样的出现,秀姑不敢想象悲剧一样的后果。
至于和尚,秀姑叫他外号,他一点也不在意。他告诉她,“和尚”即“出家人”,离佛就不远了,佛是什么?佛是觉悟的人――觉悟了生命真相,觉悟了宇宙、人生真谛;“放下执着、少欲知足、心灵解放”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秀姑听得似懂非懂,迷蒙的眼神里尽是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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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救了她,秀姑老实巴交的父母更是相中了这个又有文化又勇敢的后生,托媒人上门撮合,和尚倒也十分欢喜,秀姑更是乐意,一门儿女亲事就初步定了下来。
和尚很少回一趟山那边三十里外的老家。家里没有耕地,他有两个兄弟一个姐姐,加上母亲一家六口,全靠父亲一人给有钱人家孩子当先生,挣点微薄的学费钱。有时候得到有钱人家的食物和衣物方面的施舍,勉强打发着这种艰难的日子。生活总算比那些没有任何营生手艺,只能给地主老财做工的佃户要强一些。
没有念想,平时自然没有回去的欲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遵守的。和尚专程翻过大山回老家一趟向母亲汇报,母亲大喜,母亲早就听说过老张家的秀姑不仅模样俊俏,而且特别勤快能干还心灵手巧。
于是,经过传统的“三媒六证”,他们俩的婚事很快在双方老人的往来操办中尘埃落定,大喜之日就在来年的新年,图个喜庆和节俭。
1948年,著名的解放战争中的襄樊战役在这一年打响,过了端午节,刘邓大军就从东西南北包围了襄阳古城。负责从东面攻城的解放军一个旅部,指挥所就设在居高临下与襄阳城隔汉江相望的小学校。
城里国民党守军惊惶失措,象无头苍蝇一样向城外乱发炮弹,流星炮弹时不时地在学校附近爆炸。书暂时是教不成了,为了安全,和尚用大牛车将几年来的全部家当――主要是沉甸甸的几摞线装书籍,连同载着新婚的妻子顺着山脚下的绕山小道,颠簸半天回到和尚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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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有三间土瓦房,父亲常年不在家,大哥已成家另立门户,二姐出嫁,还有个三弟跟着解放军打土匪去了。单纯的秀姑紧紧跟随着新婚燕尔的书生丈夫,就在这三间土瓦房里定居下来。没有耕地,温饱成了最迫切的问题,她跟婆婆学做秀红、缝衣、纳鞋,换点少许油盐钱。
尽管秀姑大字不识一个,但天生冰雪聪明。就是那个时候她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她手下画出来的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栩栩如生。以至于许多年后,子孙满堂的秀姑仍叫村里的年轻媳妇们崇拜不已,引得一茬又一茬的年青姑娘和媳妇们,拿着门帘和鞋样天天往秀姑家里跑,家家户户小媳妇门帘上的鸳鸯戏水、鞋垫上的花花草草都出自秀姑之手。
五十年代初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因为和尚有文化,用当时比较时髦的话说,属于知识分子,加上家庭阶级成份比较好,被县教育局看中选派到镇中学,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每月十多元的收入虽然不多,但生活稳定了,和尚和秀姑就在这时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了感谢新生活,他们为孩子取名――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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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人们激情澎湃,好事新鲜事层出不穷,不久轰轰烈烈的土改开始了。土改在村一级开始,随着一个由三两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驻而展开。这些干部里大部分是城里的知识分子,被下派到农村,以锻炼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在土地革命的烈火中培养革命精神。
人多地少,秀姑家只分到分割在三处的三亩薄田,说它薄是因为长年缺水少肥,土壤干结。秀姑小时候吃尽苦头,除了放牛就是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什么样的田地她都整理过,什么样的农活她都干过,练就了她泼辣干练不服输的性格。
现在赶上了新社会,自己正年轻更是有用不完的劲,丈夫在干农活上是没法指望的,于是她每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什么挖渠引水、什么拉车挑担、什么犁田耙地、什么除草施肥、什么打场晒粮……,她样样精通样样能干,男人能干的活她一点都不含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种的庄稼不论是旱地还是水田,都比别人家的健壮丰硕,如同20多岁的秀姑,丰润而健康,从那时起秀姑在村里就成为出了名的种田好把式。日子就这样忙忙碌碌的过着,她的两个女儿也陆续降生。新的生命带来新的希望……。
和尚教书的学校离家不远也不近,回家一趟走路需要半天时间,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会稍带点鱼肉糖果之类的副食品,补贴老人和小孩。秀姑除了带孩子照顾老人和打理田地外,每年她还养两头猪,十几只鸡。能干的秀姑快快乐乐地忙碌着,心满意足地生活着……。期间也有叫秀姑伤心的事,她的父母和公爹公婆相继离世,着实让她好一阵子悲痛着走不出来。生活依然要继续,人生需要足够的勇气向前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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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成立了,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村子变成了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任命的队长成了村子里的大家长。
耕地自然收归村子集体所有,不过会在村子四周留给每家每户几分自留地用作种菜吃。不允许个人自由耕种土地,耕地上的生产活动是受上级计划限制的,比如多少田用于种植稻谷,多少田用于栽种棉花,都要听从队长的指示,这些都是不容讨论,也不会跟你商量的事情,计划下来了,你就得照此办理。另外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必须听从队长的安排。至于每天每个人干什么活,怎么干活,什么时间下地,什么时间收工,甚至什么时间做饭、吃饭也要听队长的,那个时候队长什么都管。
几乎是每天天不亮,鸡叫两遍的时候,队长就起床了。叫醒人们睡梦催人起床的号令,便是生产队长安排一天劳动生产的声音:张三,你今天去干什么,李四,你今天去干什么……。伴随着鸡鸣狗叫,队长的声音嘶哑、悠长,有点象电影中看到的打更老头敲钟点报平安的声音。人们不得不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农活一般要乘早,村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食吃。村长也算是个官吧,但那个年代的官比老百姓更能吃苦更有觉悟,更受人尊重。
45岁以上年纪稍大一点的男人,被安排去耕田或耙地,耕田或耙地是技术活,年纪大点的人有经验,有技术;女人则被安排到稻场上去打谷;中年男人年富力强,就安排到稻场去帮助妇女打谷。所谓打谷,就是将稻草铺在稻场上,妇女们挥动连枷打,紧打慢打,将谷粒从稻草上打下来。但是要扬谷(即将打出来的稻谷中的碎禾草、灰尘用木锨在风中扬出来),将扬好的谷堆好,需要身强力壮的男人;刚满14岁新加入劳动的青年劳力,一般是被安排到地里收割或者从事背扛肩挑等需要出力气的活;年轻的女孩子手脚灵巧,当然被安排到水田去插秧,旱地里去摘豆……;十几头耕牛是生产队最值钱的东西,队长专门安排有经验、有爱心的一般在60岁左右的老者日夜照料,吃住都在牛棚。后来也陆续有一些在大城市里犯了错误的大官被下放到村里,队长就安排他们跟着老头儿们一起住牛棚――不过一个有工分一个是没有工分的;辍学在家的毛孩子们也可以挣工分,那就是每天到牛棚领一头耕牛,牵着到田埂上放。村里的孩子能够上学的极少,大部分成了放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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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受到多子多福或者是响应“人定胜天”、“人多力量大”的伟大号召,和尚和秀姑又生育了四个孩子,他们共有四男三女共七个孩子。受和尚的影响,秀姑认为有文化的人,走到哪儿都跟别人不一样,显得有教养有出息,受众尊重。所以孩子们一到五岁,就被她送到大队小学,不叫一个孩子没学上。
不管怎么样,人总要吃饭的。村子里是按工分分配口粮,她这样的家庭吃饭的嘴多,劳力少,挣的工分自然就少。尽管国家发给和尚的工资逐年有所增长,但每月最多也就30多块,有时候手里有点钱,缺少计划粮票也买不到粮食,口粮的大头还是指望村里分配上,因此全家吃饭的压力就死死地压在秀姑身上。
家里生活越来越艰难,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了下顿。看到饿的嗷嗷叫的孩子们,秀姑找到队长,她强烈要求按壮年男劳力一样,干他们一样的活挣一样的工分。
队长自然不同意。生产队规定,成年男子是主劳力,每人每天能够获得十个工分,成年女子为女性主劳力,每人每天能够获得八个工分。刚刚参加生产劳动的男孩子,每人每天能够获五个工分,放牛娃每人每天能够获得四个工分。
为了多挣2个工分,那天晚上秀姑口述和尚执笔,给队长和其他生产队里的干部写下一份保证书。
保证书大意是:尊敬的队长、会计、计工员、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我虽然是女同志,但我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又懂技术会种地,强烈要求到最累最苦的生产一线。我敢于与男人们展开劳动竞赛,我相信我干的绝对不会比他们差。请干部同志们批准我的请求,按男劳力的标准派工给我,我绝不给生产队拖后腿,不给干部们脸上抹黑……,最后不忘来一句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那一晚,秀姑说的慷慨激扬,和尚泪流满面――是感动更是心疼。
秀姑当面将保证书交到队长手上,听说队长当晚专门为秀姑召开了一次会议,干部们在一起研究了整半夜。意见也有几种:有的说秀姑确实能干,是种庄稼的好手,可以考虑考虑;也有的说不能坏了规矩,别家的女人都要求干男人的活,咋办?
最终没有结论,也没有回音,秀姑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任他队长怎样分工,她都抢着干男人的活,而且干的一点不比男人们差,反而活干得更认真更出色。几天下来,计工员为了难,他找到队长把情况作了汇报。
“队长,你看咋办?”
“你说咋办?”队长拉长着脸反问道。
“没法办啊!”
队长没好气地说:“你说咋办就咋办!你想办法。”
“……”
其实队长对秀姑干出来的活还是非常满意的,也很佩服作为一个女人,秀姑的勤劳和不屈的品质。
9
在挣男人工分的问题上,村里媳妇们没有谁有勇气敢跟她一比,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女人可以像她一样玩命。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那一年天气反常久旱无雨,眼看一季秧苗因为缺水无法栽种,她和一群男劳力,日夜为村里稻田挖沟修渠,好不容易才把沟渠疏通至地势较高的一片水塘。虽然引水成功了,但疲惫不堪的他们不能有片刻地歇息,水是生命之源,干旱之年的水更是生命之重,这片宝贵的水塘是本村所有,水源十分有限,必须防范着相邻其它村子的人不劳而获截流抢水,他们轮流巡夜值守。轮到秀姑守夜那天,她早早地吃过晚饭叫上最小的儿子跟着做伴。
夜空繁星点点,蛙声一处处一片片此起彼伏,夹杂着些许蛐蛐的鸣奏,和一些不知名小虫子的低唱,还有萤火虫的翩翩伴舞――使夏夜的田野显得更加空旷和寂寥。秀姑无暇感受和欣赏这美丽的夜色和大自然的精彩演出。她拉着幼小的儿子静静地在沟渠边的土埂上,跌跌绊绊地走着,眼睛在黛黑色的夜幕中警惕地四处摸索,担心有人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
她 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夜色中突然出现的十来条大汉,直奔水塘的出水口。大概是觊觎已久邻村的人,发现今天夜晚只有一个女人巡守,偷水的机会难得,所以胆子特别大起来。眼看着他们抡起镢头和铁锹就要扒渠开口。
“住手”秀姑奔跑着一边向那群人大声叫喊,一边吩咐儿子赶紧跑回村子叫人。
她冲进人群奋力地挥舞着手里的铁锹,如同长坂雄风的赵子龙。毕竟秀姑身单力薄,面对十几个强壮男人显得力量不足。急红了眼的秀姑索性 “扑咚”一声跳进齐腰深的水渠,看到他们想在哪里动土,就不顾一切地扑向哪里,用身体紧紧爬在土堰上。显然,这一群人没有料到,一个女人是如此地拼命,加上心虚,始终无法下手。
村里人怒吼着赶到现场时,秀姑已累倒在淤泥里,早就成了一个浑身是伤的泥人。抢水的那一帮人早跑得无影无踪。
秀姑以血肉之躯舍命护水的事迹第二天就上了群众大会,大会照例在村中央的大路口广场上召开,说是广场其实就是进村的大路,至此分成几条分支小路通向各家各户,形成的一个开阔地。队长在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总结和表彰,现场一片热烈,掌声和称赞声不绝于耳。队长特别奖励秀姑20个工分,相当于十多斤的口粮,相当诱人。
那个时代许多人对集体的事情不是那么上心,不会将集体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很多人偷懒耍滑出工不出力。大家都把集体当做唐僧肉,都想吃点肉、揩点油。妇女们在豌豆田里栽种棉花的时候,顺手将半成熟的豌豆偷偷地装在衣服口袋里拿回家;收割稻谷的时候,捆稻谷的人有意丢弃一些谷穗,让自己的小孩跟着捡拾;收玉米的时候,提前跟自己放牛的娃子约定好,瞅人不注意顺手将一个玉米棒子,快速地塞进恰好牵着牛,经过这里的孩子手里。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谓多矣!根本没有人为此而感到丝毫的愧疚或不安。秀姑不一样,她怕别人在后面捣脊梁骨,丢了面子丢了人,更怕被人发现丢了主劳力的饭碗。
不服输的秀姑象女汉子一样干着男人的活,不服输的女汉子每年能获得至少一张男人不一定能得到的“奖状”,“奖状”上有她的名字和令她无比骄傲的几个鲜红大字:“劳动模范”。奖状除了生产小队发的,还有生产大队给的。
除了荣誉,还有伤病,秀姑也就是那个时候落下了一身的硬伤,腰酸腿痛成为秀姑后半生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
秀姑勤劳和坚强的品质,赢得人们尊重的同时,也叫她的孩子们顺利度过那段最饥饿、最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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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农村很穷。孩子们基本上是放养式地生长,生活重压之下的大人们根本无暇照料,一般是大的带小的一连串地带下来。衣服更是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给老三穿,依次往下传。一件衣服往往是破了补、补了再穿破、再补、再破,直到补丁搐补丁,烂得彻底无法修补下去为止。孩子多的家庭甚至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所以经常看到成群的小屁孩子光着屁股,一丝不挂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
秀姑的孩子没有光过屁股,不管再怎么艰难,她总有办法叫孩子们有的穿。
无数个夜晚,劳累了一天的秀姑安顿好一切,就会蜷曲着疲惫的身子坐在昏暗油灯下的纺车前,右手摇着纺车轮,左手捻着洁白的棉棒,随着身体的一仰一合,如蛛丝般的棉线无比匀致地从秀姑那干裂粗糙的手指间抽出。婉转悠扬的纺车曲在夜的静谧中泉水般缓缓流淌开来,如一首首丰收和弦之歌,又似摇篮曲伴随着她的几个孩子甜蜜入睡。秀姑大半夜的功夫能纺出四、五十个线锭,纺出的线锭可以到镇上供销社换来或多或少的几匹粗布。
她有一个象魔术盒一样的针线筐,似乎有永远也用不完的布头线脑。每天,夜深人静的小油灯下,秀姑除了纺线就是不停的缝缝补补。
她用彩色的布头为女儿们拾掇出一件件小花褂,小花裤。儿子们身上的衣服总会被母亲想着花样地翻新――有时候将旧衣物拆开翻个面重新缝制,使里面的那一面朝外,看起来颜色更亮一些,如同新做的一般;有时候在衣服的破洞处绣上一片图案,看起来总是那样的生动;有时候她提取一种叫做马蓝的植物色素,用传统的“草木染色”手艺将发白的旧衣重新染色。孩子们穿着秀姑缝制的衣服出门,经常引得别人家孩子羡慕不已,谗得眼里直放绿光。
有和尚回家作伴的夜晚是秀姑感到最轻松的时候。入夜,她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听和尚讲故事,和尚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她最爱听的是通俗易懂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
恰巧就是这个时候,秀姑的三姑娘出事了。那天,利用暑假为生产队放牛挣工分的三姑娘,把牛丢在水塘边的围堰上,自己和几个小伙伴跳进水塘里玩水,没有想到她这一下去就没有再上来。这一年上小学的三姑娘只有七岁。坚强的秀姑悲痛欲绝,之后的几十年,秀姑几乎再没笑过。
从此她不能允许她的其他任何一个孩子再下水半步,一旦知道有谁下过水,她会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会抓起身边任何一个物件狠狠地抽打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作为一个母亲,她可以受尽人间所有的苦,却无法承受骨肉分离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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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所在的学校不大,但政治氛围很浓。“三反五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学校总是一马当选,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胆大的和不安份的人象打了鸡血一般上窜下跳,一时间所谓的检举、揭发、借机打击报复大行其道,搞得人心惶惶。
和尚为人厚道老实,守法本分不与人结怨,应该不会有什么人会刻意整他,但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又有谁能够保证自己平安无事呢?很快,有人举报说他在课堂上给学生灌输旧思想、旧文化。领导找他谈话意思是叫他把书本放一放,当前的重点工作是政治运动,和尚实事求是地说了一句:政治运动不能耽误正常的教学吧!政治运动就可以否定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明?
在学校反思总结大会上,和尚被批评为在认识上有问题,有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倾向。尽管仅仅只是批评,没有上纲上线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上面,但老实巴交的老先生哪里受得了,竟气得几天睡不着、吃不下。
后来,他被从教学岗位调出来,到后勤从事出纳工作。他自以为从此远离是非,可以心安理得地工作和生活,没有想到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得罪了人。居说他在办理报销的过程中,由于严格认真把关,没有满足少数人的不合理的报销要求。那一段时间,针对他的财务查帐和审计是格外地频繁,每一次检查都明显地带有倾向性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意味,弄得和尚展开浑身解数,疲于应付。
就这样,一天到晚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地过了大半年。无休止的内外部检查,没有找出和尚大的问题,倒逼着原本就精细的和尚把手头的工作做得更加极致,胆子也越来越小,精神越来越憔悴。
过多地焦虑和劳累使和尚倒下了,严重的肠胃疾病彻底地击垮了他,他再无法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继续工作下去,遵照医嘱,他申请获批于1976年提前光荣退休,回到老家陪着秀姑去了。那一年,和尚整50岁。
高中毕业的大女儿接父亲的班,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老师。参加工作的第一天,父亲洞穿一切似地提醒她说:只要认真工作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就好,一不要当官,二不要干财务工作,当官使人复杂、干财务太过劳心。他还语重心长地送她一句话:能够知足而淡泊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富有,能够自强不息的人生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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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新民是这个大家庭里最聪明的孩子。1972年全村就他一个参军,当时戴着大红花和其他村里参军的青年威风凛凛地站在手扶拖拉机上很是拉风。
他的部队在洛阳,离老家襄阳不远,后来父亲和尚和母亲秀姑带着两个最小的弟弟去部队看过他一次,他告诉父母他做领导警卫,专门负责部队首长的出行和给首长安排菜饭。他说得很轻松,脸上洋溢着自豪。
他们照了一张合影,黑白的照片上老大一身戎装英姿勃发。此时的老大是和尚和秀姑最大的希望和慰藉。
入伍三年老大新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伍后当上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农村赐予他广阔的舞台,可以充分发挥他能写会画,能说会道的特长,加上一手无线电修理的好手艺,所以无论是走村串巷还是台上台下,老大很是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就是和一般群众不一样,不仅有水平,还有方法,有事业心。他组织人马为全大队八个村庄近千户人家牵进了电线,装上了电灯,世世代代的油灯被电灯革了命,群众从此告别了烟熏火燎的夜晚。不久,他东奔西跑又为各家各户装上了广播。从此生产队长在每天派工的时候,再也不用扯着嗓子惹得鸡鸣狗跳地全村吆喝了。
广播里什么都有,大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发布、新闻播报,小到农耕节气知识的普及、农田水利工程的安排等,老大那特有的像是永远不会发育成熟的儿童音在广播里一讲,天下大事全大队的人立马都知道。有了广播和电灯的时代,一向沉寂的乡村有了声音和光明,有了生机和活力,开始生动起来。到处是样板戏,人人会唱“朝阳沟”……。
在群众眼里老大跟父亲一样是个文化人,跟父亲不一样的是,被人们公认为大能人。如果说生产小队队长是芝麻粒那么大的官,那么老大就是比西瓜籽还要大的官。他这个官不是奔着发财致富去的,那个时候的官,干净地象一眼井水――清凉干澈。因为那个时候不允许个人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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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全家希望的是老大新民,带来灾难的同样也是老大新民。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给勤劳人们以力量,给聪明人以智慧。
新民就是属于那种聪明人,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他想做一番大事业,绝不甘心错失良机。雄心勃勃的他要做第一个富起来的人,而且是快速致富的人。智慧大而力量小,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时候,人最容易铤而走险冒失冒进。
老大新民就是这样一个想走捷径却最终走向深渊的人,一个历史悲剧式的自以为很聪明的小人物因为金融犯罪锒铛入狱。
晴天霹雳的沉重一击,彻底摧毁了年近半百的秀姑。她一病不起,高烧40多度,连续几天茶饭不进,满嘴胡言乱语。那个时候的农村民风大致朴实,很少出违法的事,如果谁家出了一个蹲监狱的人,会遭到人人鄙视和唾弃。
大病一场的秀姑,从此以后半夜熟睡中会突然地惊醒,无端地疯疯癫癫、大笑大叫,经常吓得小儿子哇哇大哭。和尚和大女儿花尽全部积蓄到处寻医抓药,始终也不见好转。
就在这个时候,农村开始实行包干到户的政策,村里的田地和牲畜全部按人头分配到各家各户,田地自由耕种,每年向集体和国家交纳足够的公粮,剩下的留着自己家填肚子。
不多久,村子里原有的几台农业机械因为无法平均分配到家庭,闲摆放在村头任其锈蚀报废。水利基本建设因为缺乏修缮,也渐渐荒废无用。沟渠水塘更因为个别承包户出于私利而毁坏贻尽。种地又回到秦汉时代的“传统耕作方式”――人们只好用人工拉犁拉耙、牛耕手刨,脸朝黄土背朝天。灌溉用水全靠肩挑背托,效率高一点的、有那么点科技含量的就算是戽水了。
戽水是分产到户后人们发明的最有效的农田灌溉方式。这戽水的工具,一般是用两根绳子分别系一只木桶的口上和底部,木桶的两边各留出两根三米左右的绳头。两人相对站立,同时拉动绳子,带动戽水桶,使戽水桶桶口朝下甩向下端的水面,当戽水桶灌满水的瞬间,两人同时用力,把水桶拉出水面,抛向需要用水的田地里,随即再将水桶甩向下端,灌水、提桶,如此循环往复。每提一次水,两人都要弯一次腰,这不停地弯腰、提水、倒水,一天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有充足劳力的家庭男女老少齐上阵,生产力得到大大的解放,人多力量大,耕种十几亩田地不算个大事。但是对于把青春热血全部献给人民公社,年过半百的秀姑来说,赤手空拳与天斗与地斗的承包耕作,已经成为大山一样的负担。文弱多病的和尚显得疲惫而苍老,在种地上他根本帮不上一点忙,再说他一点也不懂种地。
全家人吃饭成了大问题。
和尚和秀姑在绝望中耗尽了他们最后一点对生活的乐观,他们在无助中想到叫孩子们辍学回家当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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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所有的娃娃们都不上学,首先从大姐那就没有通过。大姐毕竟高中毕业又参加工作这么些年,自然站的高看的远,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二姐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当了帮手,三个小弟心疼父母哭着闹着也要回家帮忙种地,被含着眼泪的大姐踢着屁股,一个个又被踢回到了学校。
那时候二弟上高中、三弟上初中、小弟刚小学四年级。二姐很快出嫁到外地。
大姐最初在离家三十公里外的中学教书,为了回家方便种地,几经辗转腾挪,最后调回到当地小学。成了家的大姐就把家安在小学校里,丈夫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服役,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于是大姐就成了娘家大家庭里主要的劳动力。
大姐展开浑身解数,白天在小学校备课教书改作业,晚上回娘家摸黑种地,星期天节假日更是一刻不闲地忙碌在田间地头。
一年中最忙最苦的是夏播秋收时节,一般在这个时候农村学校是要放农忙假的。大姐身着小背心像男人一样甩开膀子,挥汗如雨不知疲倦地抢播抢收。农忙季节,秀姑家繁重的农活全部压在两个柔弱女人的肩上。
收割完打好捆的庄稼垛是需要用平板车一车一车地拉回打谷场的,这期间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一来是因为一旦没有及时收回,眼看到手的庄稼就有可能枯烂在地里造成浪费;二来是需要抢收抢种,时节不等人,一旦错过农令时节,哪怕是几天就会造成下一季庄稼的欠收。让人不得不赞叹:中国人的祖先的确了不起,如此科学准确地总结出24农令节气惠及后世,才使得中华民族繁衍不绝,中华文明渊源流长。
堆满麦垛的平板车在大姐和母亲两个柔弱女人生拖死拽下,吃力地在土路上艰难前行。通向田地间的土路因为车碾牛踩,雨天泞泥不堪、晴天坎坷不平。平板车上的麦垛有一丈多高,随着坎坷的路面一起一伏、左摇右晃……。
那一次,大姐一下子被翻了车的麦垛埋在了下面。如果不是及时从邻近田里跑上来的几个壮汉帮忙,恐怕她的性命难保。大难不死的大姐脑袋受到了一点点创伤,从此以后得了健忘症。以至于后来到了城里生活,她经常围着家的马路转圈,硬是生生地找不到回家的路。
一个弱女子展示出来坚韧的力量是许多男人无法比拟的。大姐的存在如中流砥柱让母亲秀姑在重压之下有了喘息的机会,让这个大家庭从痛苦和绝望中稍稍解脱出来。
大姐遗传了母亲秀姑的顽强不屈的品质,她不允许母亲因为衰老而困苦,更不允许这个家庭因为变故而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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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姐在家的时候,小弟也成了母亲秀姑的好帮手。犁田耙地一般要赶在天亮之前进行,无数个黎明都是母亲秀姑扛着铁犁或者是铁齿钉耙吃力地走在前面,小弟牵着牛一边柔着矇眬的睡眼,一边摸着黑一跌一撞地跟在后面。犁地的时候秀姑把着犁、小弟就牵牛。耙地的时候秀姑牵着牛、小弟就蹲在钉耙上为钉耙增加重量。
晨曦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幅精美的田园劳动画面:秀姑牵着牛——牛拉着耙——耙上蹲着小弟,在田地里转呀转,一会儿蹲在耙上的小弟就歪倒在耙上睡着了……。
秀姑辛苦,孩子辛苦,耕牛也辛苦。种地的人家离了耕牛是没有办法生活的,秀姑前前后后一共养了三头牛,由于不堪重负先后累死了两头,每一头牛损失一千多元。在那个万元户寥寥无几的年代,三千多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没有办法的秀姑只好向农村信用社贷款。
贷款本息是需要每年还的,还款的来源只有拼命种地,拼命打粮卖粮。打下的粮食扣除基本口粮外,还要再向国家交足农业地亩税,真正卖粮落不下多少钱。用剩下无几的卖粮钱还上一部分贷款,不够的部分再贷款,然后再拼命种地、打粮、卖粮、还钱……。如此循环,苦不堪言的秀姑早早地眼花背驼、心慌气短。
养牛是个费时费力的事情,大人没有精力照料,喂牛放牛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上小学的小弟身上。每天上学时随身带上一个用麦杆编成的小篓子,中午和下午一放学,小弟就一头扎进庄稼地里,不一会满头大汗地提一大篓子青草出来。耕牛最爱吃的青草是燕麦草和苜蓿草,有的时候实在割不到足够的青草,小弟就顺手从庄稼地里割几把嫩青的麦苗或者红薯秧、玉米叶之类。反正是别人家的庄稼也不心疼,倒是做贼心虚的小弟每每这个时候总是战战兢兢地回家,生怕别人看到更怕母亲看到。
学校放假期间,小弟除了给母亲帮帮忙打打下手外,主要任务就是放牛。对于一马平川除了水田就是旱地的地方,放牛真是一件奇苦无比的差事。你得牢牢地抓住耕牛的缰绳,在田地与田地之间狭窄的草埂上艰难地行走,每走一步就要让牛啃上几口埂上的草。全村放的牛多了,埂上的草只剩下草根和少许的细芽,所以牛也啃得特别地费劲。你还不敢分神,因为牛也有口馋偷嘴的时候,一不留神它就会飞快地偷吃一口旁边早就叫它垂涎三尺的庄稼苗。
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风吹雨打,每天小弟牵着牛单调无聊地彳亍在村外所有的田间地头。终于第三头牛被他养得肥肥壮壮。牛是养好了,小弟却因为长期烈日炙烤浑身皮肤毒火太重,生出无数的毒疱脓泡。那几年,年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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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行到1987年,先生和尚的身体越来越差,除了老胃病、风湿关节痛,还患上了肺结核。看到秀姑机器一般地操劳,和尚暗暗地心疼落泪。
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孩子们上学和家庭用度,和尚拖着孱弱的身体尝试做一些小本买卖的生意。那年腊月,他跟人合伙买了一台手摇式爆米花机,打算在年关到来之前挣点小钱。那个时候一大袋子用玉米爆成的爆米花,是农村每家过年必备的点心。爆米花的香味更是许许多多人多少年后总也抹不掉的“儿时味道”。
与和尚合伙的也是一个老头,两个老头在村头炉火上架起黑乎乎像炸弹一样的爆米花机,两人分好工,一人拉着风箱,另一人一边转动着大炮摇手一样的手柄,一边观察着“炸弹”上的压力表,到了一定的火候,用钢棍将爆米花机撬开,随着“嘭”的一声巨响,一团白烟升腾而起,“炮弹”的威力也让人震惊,一颗颗爆米花像子弹一样发射出来,弹到预先准备好的一条长长的麻布袋里。瞬间,热腾腾的爆米花香喷喷的香气,让现场的人口水喷涌。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在爆米花机被撬开的一刹那,一群孩子蜂拥而上,欢叫着捡拾满天飞溅而出的珍馐美馔。
炸爆米花一年也就是年根上一个腊月的生意,就算是每天毫不停歇地干,这一个月也不过挣少许油盐酱醋的钱。
年外农闲的时间,和尚就骑着一部除了铃铛不响,全身叮当乱响的破旧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在六十多公里外的城里走街串巷,卖过大米、卖过绿豆、卖过蔬菜、卖过鸡蛋……。
秀姑不敢让和尚多干体力活,先生努力说服秀姑,努力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他尽其所能地分担着秀姑的压力。
和尚已没有了先生固有的风雅之风、酸腐之气,他早习惯了与人争争吵吵、讨价还价,也习惯了察言观色、投机取巧……。
家与城市之间隔着宽阔浩渺的汉江,江上没有桥,往来两岸的人们世代靠渡船过河。为了防洪的需要,渡口两边的河岸出奇地高,下了船的人们还要顺着陡峭的河堤向上攀爬。后来修了石子路,路是顺着河堤顶斜插下来,形成一个长长的大坡道。拉扳车的和骑自行车的人们必须三五成群相约一起出行,在下船上坡的时候互相帮忙搭把子力气,才能安全翻过河堤。
和尚每次进城必须跟上其他队伍,否则,没有人帮忙他是过不了河的。别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只有和尚已是花甲之年,且一身的毛病。
时间一长,和尚哪里经得起这种紧张和劳累的工作,在一次贩卖完家里收获的大蒜后,连人带车摔倒在回家的路上,不省人事。从此他患上了脑梗塞,半身不遂卧床不起。
和尚百病缠身,自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一天,他将三个尚在上学的儿子叫到床边,指着床脚下半瓶农药,忧伤地说:“我不想拖累你们的妈妈,真想喝药一死了之,但我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希望能亲眼看到你们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出息的人……”
父亲苍凉的眼神和悲怆的话语,定格成一幅悲壮的画面,成为儿子们一生的鞭策和激励。儿子们的勤奋上进也成为父亲生命最后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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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瘫痪在床,秀姑的负担愈加沉重,地是没有办法再种下去了。
大女儿托人帮忙将自己调到市郊的一所小学教书,一来方便父亲治病,二来离城市近方便做点小买卖。这时候,大女婿从部队转业回到襄阳,成为市内国有企业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们把父母接到身边,在小学校围墙边开了一个小卖铺。小卖铺十分简陋,在十来个平方米的低矮瓦房里,用几块破木板拼搭成一个简易的平台,算是商品的陈列架。小卖铺开有两个窗口:围墙上的一个窗口主要对外,面向当地居民,主要出售日杂副食等生活用品;另一侧的房墙上开了个对学校内部的窗口,面向学生,主要经营学习文具。
闲不住的秀姑就成了小卖铺的销售员,坐着轮椅的和尚成了秀姑的帮手,下了班的大女儿和丈夫兼顾进货采购。和尚和秀姑诚实本分,价格公道、童叟不欺,很快成了许多小学生和当地老乡的好朋友,所以生意也特别地红火。
这间不起眼的小卖铺,在他们的精心打理下,经营得有声有色。尽管利润不高,但有了这个小卖铺,日常生活和孩子们的学费基本有了保障,和尚和秀姑的生活又归于平静,
携手走过40年的和尚和秀姑依旧相濡以沫,秀姑毫无怨言地扶持着和尚的日常起居。只要闲下来,和尚仍旧会娓娓道来地给秀姑讲起品书故事。
老天爷似乎也格外开恩,1988年至1992年,他们上学的三个儿子陆续考上各类大中专院校,并且相继毕业分配到不错的企业,有了正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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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成才是和尚和秀姑替孩子们做的一个梦,而儿子们回报父母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但是和尚无缘享受太多的回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候会咳出血来。
终于在他75岁的时候,生命走到最后的尽头。在医院弥留之际,他呢喃不清地呼喊着秀姑的名字,呼喊着他的孩子们的名字,直到吐尽最后一口游丝般的气息……
和尚生前名声远扬,走的这一天,老家十里八村的老乡来了,曾经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来了,孩子们单位上的同事和领导也都来了,大家列队鞠躬致哀送别先生。殡仪馆内哀乐环绕、悼词哀恸。
那一天,秀姑沉着而坚定,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回想起初识先生时,先生给她所讲生命的真相,宇宙和人生的真谛;她回味着生命的不易……。
她喃喃细语轻呼先生的名字,一声先生――天远地长、高山仰止。
进了城工作的子女挽留不住母亲蹒跚而执着的脚步,失去丈夫的秀姑执意要回到老家,一生清淡的秀姑享受不了城市里的喧嚣和奢华,她要守着与先生共同的故土,守着那一份曾经甘苦与共的生活气息。那里有她的青春年华、有她的悲欢甘苦、有她无尽的回望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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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进到21世纪,由于国家惠农的好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其它行业一样步入快车道,老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水泥路替代了泥巴路,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方式代替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耕作。家家都有了储蓄,人人过上了小康生活,村里老人们老来得闲,晚年生活悠闲自在。
秀姑一个人住在农村老家,一生勤劳的秀姑仍然受到老家人们的敬重,秀姑居住的院落似乎成了村里老人们的天堂,每天都聚满了一起变老的老头儿老奶奶们。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茶、一起回忆、一起说笑……。
子女们的经济条件好了,经过几番手术治疗,秀姑年轻时劳作落下的腰腿痛的硬伤也得到了根治。至于她从小留下的迎风流泪的眼疾,医生说因为年岁已高不宜冒险手术,也就只好作罢,好在对视力没有多大的不影响。也许是长期劳动锻炼的结果,至今80多岁的秀姑仍然是腰板硬朗、眼睛不花,四肢健壮有力。
子女们隔三岔五地轮流回家看望秀姑,逢年过节接她一起团聚,儿孙满堂的秀姑感觉不到孤独和寂寞。
秀姑没有落下一手的好手艺,没事就给村里孙子辈、穷孙子辈的小孩们做虎头棉鞋、小棉袄,帮小媳妇们绣鸳鸯。哪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习惯来请她上门指导剪纸绣花、做衣缝被。
秀姑更是无时无刻地惦念着她自己的子孙们,每个月都要亲手给她的孩子们缝制各种花样图案的鞋垫――有花鸟的、有草虫的、有祥云的、有福字的――寄托着老人家的希望,希望子子孙孙穿着舒适、走的平稳。几年来,孩子们每人手里都攒着厚厚一打或大或小的鞋垫,精心收藏舍不得使用。孩子们知道这些是老人家用心血做出来的,老人家将爱打结成一个一个千层底千个结,一针一线编织着秀姑浓浓的爱。……。
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也经常在村子外走一走。一来她习惯于过去,过去她就是这样期盼着先生和她的孩子们回家。二来中国梦的春风也吹遍了农村的角角落落――蓝天、碧水、青山,越变越宽阔的马路,鳞次栉比的楼房……。新时代、新气象、新面貌,贫穷、落后的困苦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秀姑说,在她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享受这新时代美好的生活。
夜深人静的时候,秀姑容易想起和尚,想起和尚的时候她就重复着和尚为她讲的故事,她像是自言自语又似在跟和尚说着悄悄话。想起自己14岁起跟着和尚相依为命55年,想起许多年来的悲欢离合、艰难困苦,秀姑不禁泪湿枕面。
她想起和尚又想起她的孩子们,她相信这就是上天注定,注定今生有缘。如果有来世,秀姑坚信――她、和尚还有孩子们仍然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一生的高贵与卑贱,不在于贫穷与富有,只有善良、勤劳和爱才可以托付起生命的一切和一切的生命。不管世事多变、命运多舛,这始终是战胜一切的力量。
和尚大名叫王道启,秀姑大名叫张金秀,他们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作者:湖北省襄阳市襄阳机务段王浩;电话:18972200106;邮编:44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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