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  饥饿的盛世  张宏杰

在乾隆统治时期，正值中国历史上“康乾盛世”的最高峰，纵向比，乾隆时期的中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
然而这是一个虚弱的盛世，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在表面的繁荣昌盛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巨大的危机。乾隆统治时期，虽然累积了庞大的数字，但个人的权益却被压榨的如同一张薄纸。而就在同一时期，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美国宣布独立，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
当乾隆沉浸在“盛世”的梦境中不能自拔时，中国错失了与世界文明接触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乾隆去世四十年后，整个中国都要为乾隆的盛世付出代价。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
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与雍正相当不同。俗话说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时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极为世故的玲珑多窍之人。所以对于张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在清代帝王中，乾隆是对满汉之分看得很重的一个。在他看来，满族大臣虽然身上会有种种缺点，但是毕竟“淳朴正直”，与皇帝一心一德，对主子死心塌地。而汉族人则心眼太多，居心巧伪，“习尚浇漓”，他们太会做官，太会做人。凡事都从自己出发考虑问题，总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君主和国家利益之前，因此让人不能完全放心。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一旦纲常紊乱，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
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例。
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荒唐镜头。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官员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满面红光而满脑糨糊。
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只有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这一条路可走。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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