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人多相轻，但近读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三梦记》中所载，殊不以为然：
《三梦记》第二梦：元白诗句揭深情
这主要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小故事，我们可从中探知诗人的深厚情感。唐穆宗的元和四年，担任监察御史的元微之(元稹)，奉命出使剑外。元稹离开了数十天后，我与二哥乐天(白居易)，还有陇西人李杓直一同游历曲江。我们来到了慈恩寺，游遍了整个僧院，停留了一会儿。这时，天色已经晚了，我们就一起到李杓直修行的宅府，饮酒唱和，甚为欢乐畅快。哥哥放下酒杯，许久都不再饮酒，他说：“微之应当已经到达梁州了。”他在屋壁上题了一首，诗句是这样的：
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这天是二十一日。过了十几天，恰好梁州使者到来，得到了元稹的一封书信，后面记录了一首《纪梦诗》：
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
属吏唤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梁州。
此诗记载的日期与游历慈恩寺时的题诗日期是相同的，这就是所谓这边的人有所为，而那边的人虽不在场，却在梦中见着了。
诗经改换而有异，字句略更而情同
古籍中记载了不少文人稀奇古怪的小故事，有一些是在时人相传之间，渐渐走了样，或是后人为了传递某些概念所杜撰的，或是改编自尚未经过确认的传闻的。上述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记载了唐代许多诗话的《本事诗》亦载此事，文末则道：“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这则文人神交之事被孟棨归类为“征异”。宋代李昉亦于《太平广记》中引述此载，列入〈梦七･元稹〉。
可是当我们在翻阅白居易或元稹的诗集，搜找这两首诗时，却发现有歧异处。在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中，〈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与白行简的记载不同，首句“春来无计破春愁”变成“花时同醉破春愁”。不过，这可不是白行简改编了二哥白居易的诗作，以打造一则殊异的故事。历史上确实有白居易与其弟以及李十一(李杓直)逛慈恩寺与题诗的事蹟，同样亦有元稹刻划了梦境的诗作《梁州梦》。那么，为何诗句略有不同呢？后人推敲，此句应是白居易屡经酌想，历经多次推敲之后所做的定稿。因此，比起白行简所记述的第一次初稿，更为扣合诗意。
元稹的《梁州梦》亦有所不同：“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这首诗的诗意与白居易的诗一样，依旧不变。这是当然，为了让整首诗达到最后的精巧完善、言简意赅，字句会经过多次推演、修改，在反复推敲字意之间，原本写诗的初心与深厚情谊难道就会因此而更移吗？
用字素朴，“元白”依旧情深
这两首诗，虽然用字遣词素朴、诗意简单，可不难看出双方内心都挂念著彼此的真挚情感。很多时候，不须多言语，稍稍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意。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依旧不阻碍心中牵挂。因此，何须精心雕琢词藻来表露情意，看那白居易不就是如此，虽然与弟弟及李杓直游历在外，眼前尽是美景，还有佳肴醇酿供他享用，好友元稹依旧能倏忽来到他心间。简短的“忽忆故人”四字，搭配着“计程”，甚至是最明显易懂的诗题“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这些字句难道还不够说明元稹这故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吗？哪位文人闲著无事，估量不关己事之人到达梁州之日呢？
元稹之诗就更不用说了，他这一梦就见着了白氏兄弟二人在慈恩院里游玩呢，只可惜醒来才知是梦，自己仍然身在梁州。但这梦境可就直白说出他与白居易有着心有灵犀的关系，就算不论这两人是否有神通功能好了，单就一般观点来论究，若非心有共鸣，岂能有此感知？看来，两人即使不联系，也都在挂念著对方啊！都说大文豪笔墨不一般，句句佳句足以永垂不朽。归根究底，那也得仰靠个人诚意与心灵底蕴，方得以透过白质素朴、清丽高雅或艳丽沉博等类型的词句，来传递深厚情谊。
都说文人总相轻，但在阅读了白居易与元稹的这两首诗，对于他们的坚固情谊，我们还会有任何疑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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