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派弟弟曾国荃带兵包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昔日屡试不爽的战术“结硬寨、打呆仗”这一次却失灵了。原来，南京城墙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墙，曾国荃想要把南京城围住，就得修700多里的城墙，而这么大的工作量湘军根本负担不起。就在曾国荃一筹莫展时，太平天国的救援部队也赶来了，湘军一下子腹背受敌，陷入了生死关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曾国藩命令弟弟坚守待援，一定要坚持住。因为曾国藩算了一笔经济账，湘军的后勤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太平天国的后勤供给能力，只要坚持下去，太平天国的军队就会因为粮草不济而退兵。
这笔账算得很正确，太平天国的统治能力远远低于大清王朝，所以，太平天国的军队确实更容易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只要南京城下的湘军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赢。但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江西巡抚沈葆桢竟然减少了对湘军的四万两军饷供给，这不就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吗？
在当时，曾国藩的权利特别大，总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财政收入也统统曾国藩调用。所以，沈葆桢竟然在没有提前请示曾国藩的情况下，就擅自做主扣留了四万军饷，这很明显是在打曾国藩的脸。
早在1856年，曾国藩就收留了无处可去的沈葆桢。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不断推荐沈葆桢，并且不断帮助沈葆桢建功立业。在1862年正月的时候，沈葆桢被提拔为江西巡抚，正式成为了大清王朝的封疆大臣。按理说，沈葆桢应该对曾国藩心存感恩，起码不应该公开地反抗曾国藩，但沈葆桢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这么做了，这种背叛让曾国藩怒火中烧。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中，曾国藩的两个弟弟都已经牺牲了，如果这次曾国葆带领的湘军不幸全军覆没，那对曾国藩来说，无论是在个人感情上，还是在军事、政治利益上，无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曾国藩内心很愤怒，但他没有把愤怒表现出来，更没有因为愤怒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和行为。这是因为在长期坚持写日记、不断复盘总结的过程中，曾国藩已经学会了动心忍性，学会了如何修炼自己心性。经过一番反思和调整，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变得非常理智、平和。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个曾国藩常用的复盘方法——情绪复盘。他经常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回顾每天发生的事情，以此来纠正自己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或错误行为。
就比如这次，沈葆桢在他背后捅刀子，他刚开始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把沈葆桢骂得狗血淋头。但发泄完愤怒后，曾国藩开始认真反思。
首先，他想清了沈葆桢的动机。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本身就有着不错的政治资源。同时，他也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想要在乱世中建立自己的功业，不想当他曾国藩的附庸。所以他私自扣留4万两军饷，其实是想用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军队，以便丰满自己的羽翼。想清楚这点后，曾国藩的怒气去了一大半。沈葆桢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毕竟人各有志，谁也没办法强求人人都跟自己一条心。
其次，曾国藩把自己和古代的权臣对比来看，古代的权臣都是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模样，会采取各种霸道的手段，铲除异己，然而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带来灾祸，最终搞得家破人亡。
最后，曾国藩还想到一句读书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在这句话中，曾国藩看到了特别有利于控制情绪的四个字“动心忍性”。在这四个字的作用下，曾国藩产生了可以用不顺心的事情，来磨砺自己心性的想法和决心，变得更加善于反思自己的过错，可以乐于接受他人的批评，来克制自己身上的傲慢和霸道。为了做到这一点，曾国藩甚至在自己身边安排了几个特别直言不讳、特别耿直的人，时时刻刻指出自己的错误。
大家看，曾国藩已经能非常自如地做到控制情绪了。学会控制情绪，是一个人走向成熟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而这件事情，也让曾国藩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培养、推荐出来的人才，不可能都乖乖听自己的话。
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一道理，仅仅几个月后，左宗棠就和曾国藩就公开决裂了，这件事情让当时所有的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原本曾国藩攻下了南京城、消灭太平天国立下大功，应该获得最高级别的嘉奖，但左宗棠却在这时候跳出来，指责曾国藩的弟弟放纵湘军烧杀抢掠，还放走了太平天国的余孽。
其实当时，左宗棠是曾国藩的属下和学生。但他在发现太平天国余孽的行踪时，并没有上报给曾国藩，而是直接越级向朝廷告密，并夸大了太平天国余孽的危害性。左宗棠这么做，其实是在抢曾国藩的功劳。
左宗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对曾国藩又羡慕又嫉妒。
年轻时，左宗棠很轻松地考上了秀才和举人，他十分瞧不起复读六次的曾国藩。即便后来曾国藩一次考中进士，而他却一辈子都没有考上，他依然固执地认为曾国藩只是运气好，会读死书，才考上了进士。于是，左宗棠自我安慰地说，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越差。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左宗棠常常放大曾国藩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观点——”科举无用论和上天不公论”，而且逢人必说曾国藩的坏话，还经常上奏折弹劾曾国藩。左宗棠这样去做，的确有些恩将仇报。
而曾国藩则不同，即便是被左宗棠背叛了，他也从来没有讲过左宗棠的坏话，反而做到了以下三点。
第一点，曾国藩要求自己的部下、朋友和学生都不要回击左宗棠的诋毁和谩骂，反而要主动和左宗棠搞好关系。第二点，曾国藩本人毫不理会左宗棠的侮辱和谩骂，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从在这两点上可以看出，曾国藩确实通过复盘做到了动心忍性。
而第三点，则是当左宗棠在西北带兵打仗，急需东南各省的粮饷供应的时候，只有曾国藩管理的省份，不论再艰难也会优先为他们挤出粮食，按时按量地供应粮饷。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就表现出了以德报怨的高尚品质，这也是后人称赞曾国藩是半个圣人的重要原因。
在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派人送来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中的落款特别重要，写的是“晚生左宗棠”。而之前，左宗棠在给曾国藩写信时称曾国藩为兄台，并不承认他是老师，是恩人。这份挽联成为曾国藩和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的句号，也标志着曾国藩用以德报怨的崇高品质彻底折服了左宗棠。
通过沈葆桢、左宗棠和曾国藩决裂这两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个人修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远在沈葆桢和左宗棠之上，也正因此，他被后人誉为“半个圣人”。
所谓“动心忍性”，就是用不顺心的事情，来磨砺自己心性的想法和决心。
既然曾国藩能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回顾每天发生的事情，以此来纠正自己因为情绪失控，而做出的错误判断或错误行为，就算遭遇有关生死的背叛都能体谅对方的做法，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怎么就不能用每天记录，然后情绪复盘自己行为的方式来调整情绪，正确而温和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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