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为《战争》中译本写这篇短序感到特别不好下笔。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者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不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的创作,更不是出于专业作家之手。执笔者本是互不相关的个人,出于对一家著名报纸提议的回应,以投书的方式将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一一这是他们心底多年的私藏啊。他们写下的,不是对遥远幸福时光充满温馨的怀旧事实上,对大部分投书人而言,拿起笔写下自己战时经历,是一件痛苦的事。许多人对他们干下的或者目睹的事表现出深深的自责与懊悔有些不那么敏感的事物,则被归为“现在”与“当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有些信使我感觉到,投书人在努力将散落的小块拼成一幅完整的图,不顾那拼接要诀已然丢失。这一困惑与迷乱所带来的痛苦,没有比处理对华战争这一节更甚的了。日本皇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对中国的侵犯,如果孤立地看,简直就是历史上罕见的恶魔暴行。对其予以宽恕更加可耻,如果不是事实上出于 GHQGHQ GeneralHeadquar ters(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简称,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设立的政务机构,它的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实际上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的太上政府。的指示的话。“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我们或许会问,“这些人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是啊,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锐意进取、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一一那些我在过去二十年间开始理解并一直赞美的人们与“文化革命”中那些麻木的人们、或者那些在早期政治迫害中对同志盯梢构陷的教条主义者联系起来?再看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守法的、总体上可称之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一一他们轰炸越南村庄、他们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一一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是特定的民族性和文化必然演化成滥杀?还是罪恶普遍地潜藏在人的灵魂里,尽管宗教信徒一直在祈祷、启蒙教育家一直在期待?
二十世纪一个绝大的悖论,是两个现象并存:一是人类在认知方面所取得最非凡的进步,一是它渴望施暴这一深不可测的堕落。近代以前,战争大致是土兵间的格斗,统帅不过是君主或讲究繁文缛节的官吏。这样的战争所造成的功业及灾难都有限。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不同了,事情无论好坏,都轰轰烈烈地全民上阵。大规模地集体作恶,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受过。无论那参与者个人天性如何、无论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怎样,国家和社会无一例外都被历史大潮所裹胁。正如技术和科学使社会全体受宜,20世纪战争导致的灾难,也是由社会全体承担,无法拆分责任。你今天获胜,明天可能就大祸临头。在信息传播完全为宣传所用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
当我为本书英文版检阅那些来信,并进行翻译的时候,这些想法曾一次次袭上心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在他们給《朝日新闻》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努力诠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他们干下的事,大多已经由整个民族偿付了。冤冤相报、以血还血。对骇人听闻的南京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有人会说,那报应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还有广岛、东京遭受的轰炸。但这依然不能回答,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我在日本住了很久,与日本人长期相处,却依然为上面的问题所困扰。对如比普遍的日本官员与右翼学界的傲慢自大,我依旧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暴行根本没有发生。这是历史健忘症一一令人震惊且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我要说,我为那些日本人,那些记住并且写出自己的耻辱与懊悔的日本人骄傲。此外,我钦佩那些日本记者,那些有勇气、有远见把过去罪恶的记忆公诸于世的记者们。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一一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弗兰克·吉伯尼
2001年4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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