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局势和战火老闹心了，幸好有书陪伴。
二月读书：《漫长的星期六》
《漫长的星期六》是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在2002年到2014年间，采访乔治斯坦纳的对谈记录。
作者，乔治斯坦纳，是出生在巴黎的犹太人，就读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于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日内瓦大学和剑桥大学。
2020年斯坦纳在剑桥的家中去世，这位语言学家、极具传奇色彩的犹太知识分子，被誉为人文主义最后的大师。
由于斯坦纳出生在1929年的巴黎。在最初的童年记忆中，尽管二战还没有正式打响，但在巴黎大街上，人们已经在喊：“犹太人去死！支持希特勒，打倒人民战线。”这样的口号。
阿德勒：
“您的父亲预感到纳粹主义将点燃整个欧洲，于是决定带着你们去美国。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
斯坦纳：
“我父亲和其他财经专家被法国总理派往纽约，为法国购买歼击机的事谈判。
我父亲曾经的一个密友，送过来一张纸条，我父亲当众撕掉了它，也不听朋友讲话。但朋友在洗手间等他，并且揪住他的肩膀说：“你必须听我说完，1940年我们将踏平法国，就像刀子切热黄油一样。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你都要把家人从那里带走。”那些大银行家、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们，就已经预测到要发生的事。他们知道所有犹太人都将被杀害。虽然不知道怎么杀，采取什么具体方法杀，但他们知道在原则上，犹太人将遭到屠杀。
就在德国入侵前夕，所幸我父亲把这些警告当真了。感谢上帝，我们上了一艘开往热那亚的美国游轮。”
斯坦纳一直带着深深的幸存者的罪恶感，这不仅仅是身体上手臂的苦痛，更多是战争所给予的。
斯坦纳：
“我的整个人生都与死亡、回忆和大屠杀有关。我中学同班同学（包括我）只有两个犹太人幸存下来，其他人都被杀害了。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件事。”
作为经历过战争的人，斯坦纳把对战争的厌恶也表达在自己的作品中。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主观的，代表他的立场他的感受，是的。但不管怎样，亲身经历过的人就是更有发言权。
阿德勒：
“您说您生活的时代见证了人的堕落，这种堕落越来越脱离恩典。”
斯坦纳：
“人类与生俱来的野蛮就是我写的第一篇评论《悲戚的奇迹》的主题，那时我大概十八岁。
晚上人们弹奏舒伯特的夜曲，演唱莫扎特的歌剧，早上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折磨别人。
起初这种矛盾让我不解，于是我努力寻找答案。英式实用主义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期内成为刽子手。
我不确定一定是这样，其次，我在想，这位刽子手与前一晚弹舒伯特的人会是同一个人吗？
我确定知道的一件事：死亡集中营和大屠杀并非都来自戈壁沙漠，而是来自欧洲的高等文明，甚至来自最伟大的艺术圣殿和哲学中心。
斯坦纳就读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于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日内瓦大学和剑桥大学。
这样一位掌握英、法、德等多种母语的语言学家，对语言却有他的独特见解。
斯坦纳：
“语言的问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借助翻译。
我一辈子都嫉妒数学家和音乐家。为什么？
因为他们运用的是真正普世的语言，我们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我曾经在普林斯顿有过一个经历：我透过门缝，看到一群数学家在黑板上快速演算，用令人眩晕的速度写下拓扑公式。他们中有日本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很难在语言上彼此理解，却能在寂静中完美倾听到对方的思想。
音乐能跨越所有边界，没有语言障碍。”
音乐无国界，真的，这点我也是深有感触。
阿德勒：
“我们常说，每个人都有一门母语作为主导。但您似乎拥有好几门母语。这是怎么做到的？对此您有什么体验？”
斯坦纳：
“我不相信母语的存在。在瑞典西部和芬兰，一个人刚出生就要说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且都很难。在马来西亚，人们成长过程中要说三种语言。在弗留利则是罗曼什语、意大利语和奥地利语这三种语言。很多人生来就说好几种语言。
我妈妈说一句话的时候，喜欢开头用一种语言，结束时再用另外两三种语言。
我们过分夸大了单语主义的所谓先天性。
所谓教孩子不同的语言会让他产生精神分裂和混乱，这种论调让我很恼火。”
关于学语言的方法，斯坦纳的思想理念我不能再赞同了。不给小孩子预设立场，用母语方式来接触语言，事半功倍。
斯坦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语言学家。粉他的人因为他的个性，可是，因他的不羁、高高在上而排斥他的人恐怕更多。
斯坦纳是个不支持犹太复国的犹太狂徒，他自称：犹太人是“地球上的客人”。所以，出于流浪地球的需要，那种具有冒险精神的思想是刻在骨子里的；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求是DNA自带的。
另外，犹太人重视教育的程度在一段有关斯坦纳妈妈的叙述中也可见一斑。
阿德勒：
“那本《艾尔纳手册》中，提到了您的手臂，那个畸形的人体部位，或许您一生都在忍受它带来的痛苦，但您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斯坦纳：
”我母亲的天赋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那时候大概三四岁吧，记不太清了，但这个年龄段的小插曲决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最初几年非常难熬，因为我的胳膊几乎是绑在我身体上，治疗过程也很痛苦，我不断地换疗养院。然后她跟我说，这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幸运，这样不就不用服兵役了。”
真正改变我人生的就是那次谈话。“你多么幸运啊！”她能这么思考问题确实有点奇特，不过这是真事儿，我比那些服兵役的人早两到三年接受了高等教育。
我小时候有一种不用系鞋带的鞋子，穿起来特别便捷。
我妈妈说：不行，你必须学会系鞋带。”
我发誓，这真的很难。我又哭又闹，六七个月后，才终于学会。
这时妈妈对我说：“你可以用左手写字。”我拒绝了。
于是她将我的右手背到我身后：“你要用这只残疾的手来写字，没错！”她就开始教我。
我学会了用残废的手去画表格、画素描。
这是一种努力的形而上学，也是意志力、自律和幸运的形而上学，但最重要的是，从这种形而上学中你能看到自己巨大的天赋。它陪伴了我终生。”
这本书的诞生要感谢采访者——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Luare Adler。虽然代表他个人的写作，在书中仅有寥寥几笔，但足以让我印象深刻。至少对于我这个读书少的人来说，阿德勒的文字很惊艳。
《漫长的星期六》这个书名也是阿德勒选的。在采访中，他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阿德勒：
”我们来谈谈将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事情。尽管我们有时避而不谈，常常不愿了解，但我仍然想谈论死亡的话题。
我想引用一下您最神秘的一句话。在《真实临在》中，您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漫长的星期六。”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斯坦纳：
“我从《新约》中选取了周五——周六——周日的范式。也就是说，星期五耶稣去世，夜晚到来，圣殿的面纱被撕裂；之后，对信徒来说，不确定性已然超出一切恐怖——星期六是未知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任何动静；最后，大家才等来星期日的复活。
这是一种有着无限暗示力的模式。我们经历灾难、折磨、痛苦、继而等待，对于许多人来说星期六永远不会结束。弥赛亚不会回来，星期六仍在继续。”
全球疫情还没消停，又燃起了战火。瘟疫和战争，这俩加速器，使多少人的“星期六”不再漫长。
相比之下，作为等不到星期日的高级灵长类动物，能过个稳稳当当儿的漫长星期六就知足常乐吧。
残酷的现实，让披着所谓高科技外衣的文明世界多少有点装腔作势的味儿，反而远古的混沌世界天人合一朴素的自然法则更让人容易接受。老子说什么来着，“失道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一个人的初心是装不来的，礼貌倒多是装出来的。
跑题了，回来。
《漫长的星期六》不仅谈到了战争、语言、教育、音乐；他们还聊了关于爱情、学习、电影、宠物、安乐死。。。你要是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学识渊博的怪老头怎么说。
对了，为了蹭个热度，我还得把这段加上：
斯坦纳：
“我曾希望在我生命将尽之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遗留能得以平息，我们能自然而然的迎来欧洲的某种和解。但事实远非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普京而不是其他人在乌克兰谴责反犹主义。这称得上是卡夫卡式的情节！”
真不知道什么才是能带来和平，让人安心，疯狂的人类需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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