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我在西岗子煤矿经历过的事
1970年4月，我父亲终于被“解放”了，可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有重大历史问题，内控使用。”随后就被宣布到当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去当“插队干部”了。几年后，我家搬到了当地的县城。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无处可去，我又回到矿山当知青了，在矿山的后勤工段当长期临时工。有一段时间我参加基建劳动，具体负责领几个矿工家属和水泥沙子灰。当时矿工生活都很拮据，很多东西都舍不得花钱买，更何况手中也没有钱。比如北方人睡火炕，很多人买不起炕席，就用旧报纸、牛皮纸糊。当时我们一起干活的有个妇女，是带三个孩子的寡妇，且有些笨拙，生活得极其艰难，她家收拾炕面子正需要牛皮纸糊炕。我们和灰时必须用洋灰（水泥），而洋灰袋子都是用牛皮纸做的，把它完整的拆开就可以糊炕。于是每次和灰时我都把洋灰袋子拆好交给她。有一次不巧被我们工段的邵副段长看见了，只见他从工棚里掠过铁锹照着洋灰袋子就拼命地铲下去，直到把洋灰袋子彻底铲碎，然后教训我说这么做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占公家的便宜。他愤愤地表示宁肯把洋灰袋子整碎，也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得逞。这之后他还不甘心，又到矿革委会主任那里告状，说我没有“阶级立场”，不能当团支部书记了（在我家插队农村上中学时，因为学习好，我终于得以挤进了团组织。矿山后勤段青年人少，我就矮子拔大个当上了团支书）。同时又检举我不愿割“资本主义尾巴”。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班有一个师傅比我大10多岁，人爱闹，姓侯，我们大家都管他叫“猴子”。侯哥爱动，上班之余常到周边山上采些木耳、榛子、蘑菇等山货。而当时的政策是职工业余时间不准搞副业，谁搞了，就要割谁的“资本主义尾巴”。侯哥等人采山货的事被矿里知道了，矿领导就把他们当作“坏典型”进行大会批判。哪个工段有“坏典型”哪个工段就得出人写批判稿并到大会上发言。我们段因为工人文化都不高，我刚从学校毕业不长时间，所以这类的事都推给我。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段里和班里的工人师傅对我都很好，劳动、生活都照顾我。尤其侯哥经常叫我到他家吃饭。现在叫我批判他，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就跟郭段长说了我不去发言。郭段长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他劝我政治前途重要，要积极表现。侯哥知道我的想法后，乐呵呵地对我说：“兄弟，你写发言稿批判我，我给你炖鸡吃。”为了我个人的所谓前途，我不得不昧着良心去批判我的工人兄弟为了养家糊口而做的事。侯哥真就没有食言，果然给我炖鸡吃了。
平心而论，邵副段长并不是十分坏的人，“文革”中比他坏的人多去了。问题就在于，像他这样并不太坏的人，都变成了这样惨无人性，你想，那坏人的心不得和狼心一样吗？那场“文革”鼓励人们揭发检举，启发人们随时发现阶级敌人和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的人，只讲阶级性，不能也不准讲人性。邪恶的人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品德不端的人失去了道德的限制而开始演变成了坏人，诚实善良的人开始抛弃了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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