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步入四月，位于大东北的农村，领教过严寒的土地日渐开始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河边的柳条也在咋暖还寒之时开始泛绿。
太阳准时慢腾腾地从虎子家东边的山上升起。随着虎子母亲打开两扇木制锅盖，热气就像原子弹爆炸一般，迅速向四处扩散，顷刻间，整个厨房充满了白雾。
你不用看锅里做的是什么主食和副食，只要一般的嗅觉，你就会从弥漫的雾气中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清明马上就在眼前了，去年激的三大缸酸菜也所剩无几。
听虎子母亲讲，过了清明，就不能吃酸菜了，至于是什么原因，虎了的母亲也说不太清楚，反正虎子的母亲的母亲也是这么跟她讲的。
片刻，只见虎子母亲右手拿着铁铲子，自上而下地把排满了锅边的黄愣愣的包米面饽饽，有序地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横七竖八地放到了盆里，不用盖盖，三步两步地就端到了炕上。紧接着，把锅心炖的酸菜，分成两份，一大盆，一小盆，端上了桌。
在过去，这种酸菜配包米饽饽，绝对是东北农村冬天饮食的标配。
在拿饽饽的时候，虎子最喜欢选择饽饽能接触到酸菜的那种。不仅虎子喜欢，虎子的几个哥哥也都喜欢。因为这样的饽饽在锅里沸腾时，会把微量的油珠浸入饽饽底部，虽然在颜色上有些灰涂涂的，但是吃起来真是特别的香。
由于虎子那时还不大懂事，几个哥哥也不跟他一般见识，每当要到吃饭时，他就会时常站在母亲旁边，如紧做的是干饭，就等着饭嘎嘎，如果是做的饽饽，他就会用手指向选好的目标，虎子的母亲就心领神会地把他所想要的，都会满足他的要求。
平日里，或者是在农闲时间，农家人一般是不会做干饭和包米饽饽的。只有在农忙，或者干重体力活时，才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
不仅如此，在冬季农闲时，农家都是吃两顿饭，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粮食。而这种搭配，也不是随便就会安排在晚上，而要安排到早上。因为白天大人要劳动，这种安排主要考虑比较抗饿，而在晚上，主食绝大部分都是喝稀粥。
每年的四五月份，都是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不仅吃的粮食和疏菜接近枯竭，就连天天做饭需要的烧柴，也是捉襟见肘。这段时间，前一年秋天堆了一大垛的柴火眼看见底，生产队和家里自留地去年秋收时运到家里的秸杆也快用尽，就在这时，全家人最着急的要属我母亲了。
那时，我的两个哥哥已经在生产队上班，三哥四哥还在念小学和初中，我也只能呆在家里照看弟弟的份。每到缺柴的节骨眼上，妈妈不但会催我的大哥二哥到山上去割柴，或者用耙子搂些杂草扛回家，还常常会亲自出马，选择人烟稀少、村民很难光顾的地方，只身一人到离家四五公里之遥的山区，仅仅是为了割回的柴火扛烧，且资源丰富。
每次在上山之前的头一天晚上，妈妈会早早把割柴用的镰刀，捆柴火的绳子，还有斗蓬事先准备好，待到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大约在八九点钟从家出发，一直沿着河边的羊肠小道，逆流而上。我们村周边的山脉一般不高，海拔一般都在三五百米左右，山坡也不算陡峭，哪坐山上的植被长势如何，几乎都不会躲不过妈妈的眼睛。正是因为心中有数，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能满载而归。
一般而言，扛着百八十斤的柴火要走五六公里的路，至少要休息三四次，在休息时，都会找个有人家的地方，最好是地势落差明显的地方，把柴火放到高处，一来可以喘喘气，二来还可以到老乡家去讨口水，以解大量出汗造成的口渴。休息十分八分后，汗消了，疲劳稍微得到缓解，再次撅起柴火，继续往家赶路。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我家大堂箱上的坐钟，时针已到了沿着选我们在这个季节，我家常常在无米下锅之前的几天，父亲就会向村里有余粮的熟人打招呼，幸好父母的为人在村里算是有口皆碑，每年在缺粮的时候，父亲都能及时借到。
在春耕还没到来之前，家里每天都吃两顿饭，早上吃得晚，晚上吃得早。主食主要是高梁米粥和包米面饽饽，副食主要是白菜和酸菜，偶尔也会吃顿萝卜丝汤，在栽土豆时，还能烀上几顿土豆母子，蘸着豆瓣酱，这就算是比较好的伙食了。
早春，堆放在河岸上的柴垛也所剩无几，在解决吃的以后，烧材又成了问题。由于冬天寒冷，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多往灶坑里添几把柴伙，用土炕取暖是东北农村祖祖辈辈不变的习惯。烧材的来源近的来自河套路旁、生产队按户分的和自留地产的秸秆，远的要到五六公里以外杳无人烟的山上去割，来回一趟连跑带颠地也得需要大半天的时间，一次只能割六七捆，而且，还常常要接受看山人的检查。如果一抗柴伙中有松枝和柞树之类的品种，就将被毫不客气没收。
我第一次上山割柴时，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只有十一岁，每次只能抗两捆，两捆被母亲打成个马架，也就是打个“人”字型，抗起来时，左右两捆分别放在左肩和右肩上，头部绑上围巾，以防被杂草划破脖子和脸颊。
吃早饭后，确切地说，早餐并不早，农我跟妈妈从厨房分别拿起昨晚就准备好的绳子，镰刀，耙子，还有用于防护头部的围巾，走出家门，到老远老远的山上去割柴。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夏季需要给蒿草们留够成长的时间，把它们养到膘肥体壮后，其余三季，除了没有家务和农事外，不是酝酿去什么地方去割柴，就是在割柴的路上。
离家最近的东山上，在我刚有记忆时，北坡还是茂密的松林，一坉一坉的柞树随处可见，芍药、十字花、桔梗、黄花菜、猫爪菜、山白菜等野生的中草药和食用山珍更是屡见不鲜。实在是记不得到底从哪年开始，掀起一股“农业学DZ”的热潮。那时，全村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有指标，在大队的统一组织下，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修梯田。不到几年时间，荒山，茂密的林地变成层层栽满果树的农田。在那段时间，我常跟妈妈拿着锹镐，到被指定的山坡上去劳动。由于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客观地讲，主要是给妈妈作伴，能干多少算多少。妈妈是个家里家外样样都行的人，干什么像什么，干起体力活，一点也不亚于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劳力。尽管当时我家不需要我妈事事都去操心的她，无人能改变她发自于心底的决定。一米见方的树坑，如果没碰到岩石，也得小半天才能完成，点背的时候，差不多需要一天的功夫。汗水爬上了额头，浸湿了补丁落补丁的上衣，妈妈用袖子抹了两把，继续一锹一锹地挖，一镐一镐地刨，磨得锃亮的铁锹上下飞舞，土块和砾石从坑内飞到坑外，鞋里灌进了泥土，脱下往锹把上磕几下，迅速穿上，继续往下干，不管干不干完，到了烧晚饭的时间，扛起锹锅就往家赶。夕阳晒在妈妈疲惫的身上，脚步似乎没有来时那样轻盈。
眼看着堆放耳房大小的柴垛，打从一角被拽开一个豁口，就再也无法愈合。
柴垛，在东北农家家家户户都有。
家庭人囗多，男孩子多的，劳动力充足的人家，柴垛往往会堆得大，堆得高，如果再讲究一点，不管怎么看，柴垛的外型俨然就像一座屋顶为“人”字型的房子。
李家作为村里的大户，除了两位老人，靑一色的七个男孩，在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除了上学念书和年幼的之外，迫不得已都在生产队里上班。成年人劳动一天只挣12工分，除去阴天下雨，冬季猫冬，农闲时节，一个人一年下来也只能挣上300分左右，四个劳动力，一年顶多能挣上千八百工分。按照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个工分三毛钱来计算，全家辛辛苦苦干上一年，到了牟底，只能领到不足三百元。
可别瞧不起这点钱，这还是李家在村里挣得算得上是最多的了。
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除了买返销粮和布料等大宗商品，还有日常用的调味品，农用工具外，很少能用到花钱的地方。然而，李家与大多家庭所不同的是，小子多，娶媳妇盖房子个个都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平时花起钱来更是需要精打细算。
人需要天天吃饭，烟筒就得天天冒烟，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用柴取暖是唯一的选择。
就连穿的鞋都是自己制作，上这个一直被视为村里标杆的又被当作实力的临时码放就被打破了宁静。尽管在冬季农村都吃两顿饭，仅次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烧柴也是极度匮乏。家家户户在缺吃少穿的同时，天天也在为燎锅底而犯难。
虎子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虎子上面有四个哥哥，下面又是两个带把的。一家九口人，七个小蛋子，全靠土里创食在艰难地维持生计。
虎子八岁时，同是一个生产队的一年级于老师见虎子母亲没有给他报名，就亲自登门，作虎子母亲的思想工作，劝说虎子当年春天上小学，但由于当时他身下的两个弟弟太幼小，母亲在春种夏耕秋收季节经常要下地干农活，把两个最小的单独放在家里又不放心，也是捉襟见肘。这种被阵阵炊烟所蚕食的伤口愈演愈烈，直到最后一捆柴火在锅底燃尽，土地上又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不知名的小草，马齿苋，狗尾巴草，车前草，纷纷从压抑了一冬的土地上窜了出来，也许它们明白，负重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它们的关怀和保护。
号称压不坏，踩不死的车前草，以它倔犟的性格，专门在车辙的地方欲火而生。难怪人们赋予了这么美妙的称谓。
每天做饭前，虎子的母亲都要到街上的柴火垛拽上几捆，每拽一捆，都要用力，不是单手，而是用双手，一手抓住捆的腰部，一手抓住捆的底部，用力要均匀，否则就会把整捆拽散。拽上两三捆后抱回家，放在灶旁，准备烧饭。
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绝大部分农民都会在家里猫冬。虎子家是村里的大户，为了取暖，每年在冬季到来之前，虎子都会跟着几个哥哥集中两天时间到十里开外的山上去割柴。两天能割两车，二百多捆，凉到半干后，再花三元钱，从生产队租两辆马车，把柴火拉回家。在家里再凉一周左右，再码垛。
在农村，码垛可是个技术活。在虎子和他的三个哥哥还小的时候，每年割的柴火堆垛时都是由虎子的母亲亲自上手。虎子和他的几个哥哥边递边观摩，只见一捆一捆的柴火在虎子的母亲手里挦顺条扬地听从她的摆布。起初，在打底时，根据柴火的数量的多少，先摆个长方型。然后从外向里，再从里朝外，一捆压着一捆，十分紧揍。当柴火垛摞到一人多高时，垛得不好时，由于人在面踩踏，往往容易散架，以前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
作为农民，农事总是千头万绪，无论朝代怎样更迭，在任何情形下，作为人类生活中最基础的，又无法摆脱的农民，他们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朴素的愿望只有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努力追求改变现状，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个目标自始至终都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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