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天都在区上参加培训。专家在线上,学员们在教育发展中心大会议室,每个人的位置都一一对应,请假制度非常严格,如果请假太多,不但会减少以后学校的培训名额,还会影响学校的绩效。管理如此严格,无非是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参加并安心学习,提升培训的效益。我不清楚其他人到底怎么学,我就是单纯地做一个学生,沉浸在专家的讲解中,拍照,做笔记,写想法,提问题,大脑十分忙碌。
每一个专家讲完后都有两个提问的机会。上一次两个专家讲完后,我发现都没有人提问,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浪费掉,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两次都主动提问,请教专家。当然,也是在学习过程中确实产生了真的问题。
上午听课中,汪教授在到讲到学业评价的实际操作时,说到了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真实困难,点到了我的兴奋点,可是他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详细讲他们到底做了怎么样的调查,给出了怎样的建议。怀着好奇,也带着兴奋,结束时我请教了专家。我的本意是指向了评价结果的使用过程中,要去关注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真实困难,才能真正提升学业质量。可能是因为我的表述不清楚,专家理解成了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后一位芳草小学的领导也从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疑惑。徐猛教授后来总结时提出虽然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感兴趣,包括专家,但是这个跟评价关系不大,我们讨论的问题吧大家带偏了。他也专门回应我们,要做学习苦难儿童的研究,让我们去看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我哭笑不得。我要研究的不是困难儿童的学习,而是普通儿童在学习中遇到的真实困难啊!我们做了学业质量评价后,要站在儿童的角度去感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卡点,准确诊断出卡住的原因,就能找到精准支持孩子的办法。
下午听课,是《基于学校层面的学业质量评价与检测》,我提前做了功课,对姚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语文评价的文章细读了一次,她下午在讲课的时候,举出的例子基本上都是我看过的,听起来很轻松。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姚教授的文章里,语文做了识字与写字测评、阅读能力测评、写作能力策略和口语交际能力测评四个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从情景、内容、过程、策略四个维度设计一级指标,然后细化到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以识字与写字为例,二级指标11个项目,三级指标24个项目,四个板块下来,差不多100个项目,老师真的按照那种指标体系做出来,估计就不用上课,所有的时间只够拿来做评价了。如何处理指标体系的完整科学与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简单实用的矛盾呢?肯定要做校本化构建。但是如何做呢?我还是不知道,所以我又现场请教了姚姚教授。上午的问题把大家带偏了,下午又占用公共资源,我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仍然鼓起勇气站起来提问了。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徐教授后来也针对校本化构建的问题,请教了姚教授。我知道下午提问没有偏,但是提问技巧跟徐教授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只是请教校本化构建的建议,大而笼统,徐教授说:“构建校本化指标体系有三种路径,一种是直接解析国家的标准,一种是拓展国家的标准,还有一种是自主建构体系,把国家标准融进去,教授怎么看这三种方式?我们更适合选取哪种方式?”这样听下来,回答的人指向性强,听的人也轻松。
好问题,就是好研究的一半啊!我对自己提炼问题的能力增加了不满,不过很快就原谅自己了,允许自己做得不好,那正是自己的发展空间嘛。哈,我一向对自己苛刻,现在就这么轻易地原谅自己的,看来最近想要改变自己的力量很大啊!
“我从小就害怕冲突,分不清楚什么是关系冲突,什么是任务冲突,只要有冲突,我就想要逃跑,所以我特别求和谐,要向你学习,不怕冲突。”我对敏说。
“我没有不求和谐啊!”敏马上反驳。其实这样的逆命题是不成立的,我只是说自己的感受,并没有评判敏会不会求和谐,所以大家也就哈哈一笑。
疫情之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要主动,趁着自己健康快乐活着的时候,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至于结果吗,不管了。比如这一次区上教研员选拔,通过分析,我知道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但是我还是报了名去面试,学生发展研究,新岗位,我很好奇要做什么,我也喜欢从学生的角度研究他们的发展,所以,看似毫无希望的事情,我全力以赴,用了三天时间,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将与学生发展相关连的经典书籍的主张,核心期刊论文的主要观点梳理了很多,还专门请教了好多人。嘻嘻,那天现场,另外两人都说是被逼的,我笑嘻嘻地说:“我说主动的。”哈哈,通过面试倒逼自己去改变,这个过程真是太快乐了!
“你现在睡醒了哇?是不是醒得太晚了!”朋友戏谑我。
“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我笑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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