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历史上著名的死对头，晁错和袁盎一定算一对。
“盎素不好晁错，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席语。”
有你没我，水火不容。
过去一般提及此二人，都是直接承认这一事实，而围绕七国之乱里两人的争锋相对，互致对方于死地展开讲述，很少会探讨，为什么他们如此敌对，又或者说，他们的不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旁证和相关的因果。
可惜，相关的史料并不多，能够提供参考的只有《史记》和《汉书》的二人合传，而《汉书》又基本照搬了太史公的记叙，唯一不同的是加入了晁错的几篇精彩策论。
饶是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一合传里，挖掘更多细节，还原出更丰富的晁错和袁盎形象来。
其实，班固加入的策论，已经可以反映二人的一层不同了，即晁错是一名策士，知识分子。
晁错早年，是在学者张恢门下主修“申商刑名”之学，也即通常所指的法家理论。因此以“文学”特长在汉文帝朝廷作了太常的属官“掌故”。所谓掌故，即熟知过去的事情和制度。这里，要对“文学”作一解说，它并不是指今天的一种艺术，“文”指文采，“学”指学问，也就是说，晁错的文采和学问都是出众的，才堪当此任。“学”字也清晰点明了晁错的身份，的确是一名知识分子。
合传里，袁盎的过人之处，在于数次巧妙的用言语处理人事。除此之外，没有提到他的学习经历和师承，倒是带了一句：他的父亲早年是楚国的一名寇盗。看来极有可能，袁盎是没有经过什么正规教育的。
所以太史公说：“袁盎虽不好学，亦善附会。”承认他的确学问不深，但口才不错。
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群盗之子，不知道出身的差别，是不是导致两人交恶的一个因素。
晁错在汉文帝朝成为太常属官之后，又得到了一次进修的机会。
当时，天下已经几乎没有人能讲授《尚书》了，这自然有秦始皇时禁民间讲授诗、书的缘故，也有秦亡汉兴朝政重组的缘故。文帝听说，只有齐国一名故秦博士懂《尚书》，叫做伏生。只不过伏生此时已经九十多岁，出于人道的考虑，也不能要求他前来授课。于是文帝把学习这门快要失传学问的任务教给了太常，而太常则选中了晁错。因为晁错担任的是掌故，而《尚书》本来就是讲述的三代旧事，由他来传承再合适不过。
晁错收拾行囊，前往伏生家中学习，回来后俨然是一名学问更加精进的学者模样，对《尚书》的学问大加称赞。
但从晁错之后给文帝所上的策论，以及在景帝朝的行事来看，显然“申商刑名”之学才是他内心所认定的大道。
“人主所以尊显共鸣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
“这是他学完《尚书》之后，给文帝的上书。“术数”一词，韩非子最喜欢谈。而晁错在上书里认为：“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
晁错因此成为了太子家令，并凭着他的学问和辩才得到了无比的宠幸，被称为“智囊”。
太子自然就是未来的汉景帝，从此时起，晁错已经开始用他的“术数”理念深刻影响大汉的未来天子，深刻影响将来的执政理念，也深刻影响自己的悲惨下场。
法家思想，按张荫麟先生归纳，先秦有三大流派。
一派重“术”，以韩国申不害为代表，注重人主如何用权术驾驭臣子。
一派重“法”，以秦国商鞅为代表，注重严刑峻法约束臣民。
一派重“势”，以赵人慎到为代表，注重集权在人主一手。
到韩非子手里，兼容包并，成为集大成者。所以当时的秦王政读到韩非的作品说：如果能认识这位作者，我死而无憾了。当然，最后先死的是韩非，法家的框架里，除了君主，其他都是术、法、势织就的大网下无处遁逃的蝼蚁，包括法家思想家本人。
晁错又是一位坚定的践行者。
“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孝文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大致而言，晁错所推行的改革，无非就是削弱诸侯、功臣的现实权力，然后更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中央天子的统治。诸侯过于强大、功臣过于跋扈，是从高祖刘邦时期就留下的后遗症，经过诛吕之变进一步严重，到文帝景帝朝已渐渐病入膏肓。而晁错要做的，就是下一剂猛药为帝国续命。
文帝没有采用晁错的计策，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建议不合理。当时第一流的策士贾谊已死，在剩下的对策者里，晁错的策论仍是最优秀的，并得到进一步提拔。
“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
文帝之所以不采用，是由于性格谨慎再加时机未到，但是从他一再提拔晁错并且始终让其辅导太子来看，显然他寄望于由自己的继承人来解决诸侯和功臣坐大的难题。
而景帝即位后，很快升晁错为御史大夫，这是国家副首相的位置，然后大行削弱诸侯之事，果然一切都在按照父子和晁错的预订计划在前进。
只是晁错在如日中天，实现平生志愿的同时，忽略了一件事，那是历史上所有改革派都要面对的困境，即得罪所有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惹怒所有反对过于激进的谨慎保守派。
其实晁错的树敌过多，根本不用等到景帝朝。他的主张，在给文帝上书时即已众所周知。
“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这句话有两大关键，第一，“太子，即未来的景帝非常欣赏晁错的改革方案”，所以所有人都知道，晁错改革大斧砍到自己头上只是时间问题。第二，“诸大功臣”，而不是“诸大臣”。这一“功”字，揭露的是汉初政局，功臣地位过于显赫的特点。所谓的“功，此时主要指开国功勋、诛吕和迎立文帝之功。这些因为历史特殊时期而造成的权力过大、地位过显的人物，已经意识到晁错的目标，正是自己，因此早就和他关系恶劣、势同水火。
而袁盎并非功臣，为何也不喜欢晁错呢？
我们没办法得知真正的原因，但是从性格和处事来看，两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
“错为人峭直刻深”。阴险、固执、刻薄、城府，不知是因为这种性格，使他决然用“术数”去侵犯诸侯和功臣的利益呢，还是因为他所行之事过于专断残忍，让他看上去更为无情。
所以从合传里看来，从晁错发迹，到最后被景帝像个弃卒一样骗去杀死，他身边没有出现一个朋友。
反观袁盎，人际关系处理得极好。
还在吕后朝，他就是吕禄的舍人。但吕氏倒台，他不仅没有得罪，反而在文帝朝中担任了一名郎官。当然，这是因为他的哥哥和诛吕的首脑之一周勃关系甚密，保全了他。
袁盎一面劝文帝对周勃保持天子尊严，但是当文帝对周勃采取过分打压时，一面又极力实施营救，因此周勃转而与袁盎大相结交。
袁盎任陇西都尉，士族“皆争为死”；任吴国国相，吴王“厚遇盎”。
另外，袁盎和外戚窦婴、元老丞相申屠嘉等关系也非常密切，而这些人，恰恰都是晁错要削弱的对象。这倒并非巧合，而是从法家理论来看，要巩固人主权力，所有人自然都在削必须削弱之列。
一个孤立无援，一个四处皆友，既有立场的原因，也有性格的因素，或许这也是导致二人交恶的关键所在。
不同的出身，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性格，最终却是一样的命运。
袁盎凭着过人的口才和情商，在景帝、诸侯、功臣间如鱼得水。但终于也有行不通的时候，那就是关系到帝国继承人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袁盎坚定地站在了景帝这一边，因此得罪了梁王。梁王因此派出了十几批刺客，络绎不绝去刺杀他。
而极富戏剧性的是，其中一名刺客竟然被袁盎的人品和人缘打动了，诚恳地说：我听到大家都对您赞不绝口，一定是名长者，我不忍心下手。临走还情真意切提醒袁盎，后面还有刺客要来，请一定小心防备。
袁盎最终还是被刺死了，再怎么能左右逢源，当触及根本利益时，也还是过不了关。
相比之下，晁错的死，自然更值得唏嘘。
由他主张的削藩，引发七国之乱。要平乱，景帝就必须依靠诸功臣，而这些功臣，恰恰都视晁错为死对头。
于是景帝决定用晁错的人头来表个态。
在他授意下，丞相、中尉、廷尉共同上书弹劾晁错，称其大逆无道，罪当腰斩，夷灭三族。
景帝批示：同意。
紧接着，中尉传景帝旨意，称景帝让晁错巡视东市。晁错认认真真穿好朝衣，上得车，往东市而去。到得市中，被不明就里的按住，当场处死。
“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制曰：‘可。’错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服斩东市。”
这段原文，读来令人感慨。特别是“上令”、“上使”等，都体现出密谋杀晁错，皆出自景帝本意。这一对曾经信任无比的师徒、宠爱有加的君臣，终于在大难临头之时，走向了决裂。而尤其无情的，是那一个“可”字。一个字便能剥夺所有恩情、一切功劳和全族性命，简短残酷，莫过于此。
景帝比晁错小十二岁，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其教育引导。史称景帝性格“刻薄寡恩”，倒真和晁错是对一致的师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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