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和高加林分别是《红与黑》和《人生》的主人公,对二者作为个人奋斗者形象的比较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着重围绕体现在二人身上的个人奋斗者的三个主要特征进行比较,即出身的卑微和性格的倔强、真爱与“爱情”的功利性、悲剧及其社会意义。
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话语环境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个人奋斗者,他们都是独自奋斗的人,崇尚个人的作用,不倚重集体的力量,并给人生的不屈奏响了一曲曲各自相异却又同样精美的乐章。于连和高加林无疑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两部。他们都经历了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一同品味了真爱与功利“爱情”的纠结,最后,又同样因为一封告发信葬送了即将开始的辉煌前程,惨淡落幕,从而体现了浓郁的悲剧意味。
一、出身的卑微和性格的倔强
出身和背景对一个人来说影响是巨大的。而出身和背景又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因此面对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性格,进而演化出不同的命运轨迹。
于连和高加林出身卑微,但都有着与命运抗争的不屈性格。他们富有文化,不失信念,不安于现状,以期追求理想的生活。于连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是小资产级知识分子。高加林是祖辈辈面朝黄土的地道庄稼人子弟,是个农民。他们同是小生产者,都迫切要求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于连钦慕上流社会,高加林向往城市生活。他们都是执着的追梦人。
但,二者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以及各自性格的倾向性又有所不同。
于连,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深感自卑。他很讨厌自己的家庭,厌恶木匠的工作。因为贫寒而仇视富人,仇恨追求的地方。他憎恨自己阶级的程度,甚至可以从他不屑与仆人一起吃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德・瑞那市长家,他目睹了市长的虚伪和庸俗,更加深了对上层社会的憎恶;高加林,能够正视自己卑微的出身。虽然他也没有做过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但从不鄙视任何一个农民。
黑格尔说:“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于连和高加林的性格就是这种复杂的矛盾和矛盾的诸方面组成的统一体,但又分别是各自独特的“这一个”。于连,有理想、正直、善良,既有勇敢、进取,又有怯懦、妥协。总体来说,勇敢多于怯懦。反抗多于妥协。他的一生经历了“反抗―妥协―反抗”的奋斗历程。他始终在反抗现实的道路上挣扎着,虽偶有反复,但,最后还是归于反抗,并且这种反抗带有明显的阶级性;高加林,自强、富有理想,既有乐观、倔强、进取,又有悲观、懦弱。
二、真爱与“爱情”的功利性
所谓功利“爱情”,是指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为了达到某种企图而和对方恋爱。
于连和高加林的爱情之路上都有两个女人。但各自对这两个女人的爱,又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于连在感情上的爱人是德瑞那夫人,而在事业上的爱人是玛特儿小姐的话;那么刘巧珍就是高加林感情上的爱人,而黄亚萍则是他事业上的爱人。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风风雨雨,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于连和高加林的爱情又有很大的区别。于连开始自己的恋情,并不首先源于爱慕,而是出于报复心理;而高加林最初的爱,不具有这种报复性,而完全听从了内心的爱的感觉。由此可见,于连是个比高加林更加强硬的人物。这一点,也可以从对待告发自己的人的态度上体现出来:于连开枪报复了揭发自己的曾经的真爱德瑞那;而高加林对于情敌母亲的告发,则是不予追究,甚至表示出理解。
三、悲剧及其社会意义
所谓悲剧,即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悲剧性矛盾,再现人生的苦难,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于连和高加林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都很英俊、有才华。于连能熟练的用拉丁文背诵《圣经》等神学书;高加林虽高考落榜,但他有着非常好的文学和文艺细胞,善写散文、诗歌等。所以,这样美好的人儿所遭受的苦难和失败,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此外,他们的悲剧还在于,都是在即将登峰造极时陨落:于连在仕途上即将迈向轻骑兵中尉的头衔,结果遭遇告发信;高加林因为工作出色,颇受赏识,正梦想着到南方的大城市开启更加美好的生活,却因为一封告发信,被退回到农村。
但于连和高加林的悲剧却有着不同的结局。于连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后,看透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虚伪,选择引颈就戮;高加林则在失败中觉醒,但他并不绝望,回到人生的起点,重新开始。
于连和高加林的悲剧所体现出的社会意义也不同。于连的死,是对当时虚伪、黑暗的社会的猛烈抨击;高加林的悲剧,则具有浓厚的教化意味。
综上所述,于连和高加林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又各自独立。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以爱情做砝码,去求取成功,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于连选择死亡,高加林选择坚强,不论怎样,他们都在奋斗的路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无疑是生活的强者,平民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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