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 Net China
独家采访系列
作者：Euphie
制作：Jessie
陆恬，国际知名青年钢琴家。十六岁赴美学习，先后师从法国女钢琴家莫妮卡·杜菲尔（Monique Duphil) 和美国国宝级钢琴家、肯尼迪终生艺术成就奖获奖者、贝多芬-车尔尼-施纳贝尔直系学生里昂·弗莱舍(Leon Fleisher)。现居巴尔的摩，是巴尔的摩国际钢琴音乐节的创始者。
与陆恬的会面约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书店式咖啡馆。这家新开的咖啡馆时刻弥漫着油墨、咖啡豆、和甜品的香味。手捧书本、独自享受咖啡的读者和专注于笔记本屏幕的大学生坐满了整个商铺。轻柔的背景音乐使得这里成为一个阅读，学习，放松，和谈话的理想场所。
陆恬是一位青年钢琴家，也是我面对面采访的第一位艺术家。对于艺术家，人们总有着各种各样先入为主的偏见：人们会觉得他们的的思维太过于抽象而不容易理解；会觉得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常常十分理想化；会觉得他们总是特立独行。第一次与她见面的我，也不禁落入了那些偏见的怪圈——临走前特意背了一个New Yorker的布袋，显得自己更像个文化人。
十二月份的巴尔的摩，太阳落山得早。虽然才是傍晚的时间，外面已经华灯初上。咖啡店里的暖黄色格外有吸引力。我走进咖啡店的时候里面已经闹哄哄的了，能听到人们在说着各国的语言。我看到一个年轻的亚洲女性在前台买咖啡，便抱着一丝不确定性上前打招呼。她果然是陆恬。她显得独具亲和力：即便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陌生人之间该有的约束感和距离感。她刚刚结束在peabody的一个课程的录制，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与我见面了。她主动请我喝了咖啡，我很高兴，因为在期末的时候，一杯免费的咖啡总让人无法拒绝。
坐下来以后，她略带戏谑地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很俗，但我是一个钢琴家。”
陆恬和她的先生都是钢琴家，在大学的时候因跟随同一个导师而相识。他的先生是俄国人，目前在peabody从事钢琴教学工作。陆恬夫妇是巴尔的摩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这是一个每年夏季举办的音乐节，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收优异的音乐学徒，把他们与世界一流的钢琴大师聚到一起，学习、交流、比赛、成长。巴尔的摩国际钢琴音乐节也是陆恬除舞台演出以外的职业重心。她那闪着光的迫切眼神告诉我，办好这个音乐节，是她一直以来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
“我和我先生的老师都是音乐届里国宝级的人物。他们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的人生伯乐。他们带给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我们拼了命也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陆恬十六岁来到美国的欧柏林音乐学院，师从法裔钢琴家Monique Duphil。于欧柏林毕业后陆恬来到peabody继续深造硕士学位，老师是美国唯一获得肯尼迪艺术众生成就奖的钢琴家、指挥家里昂·弗莱舍（Leon Fleisher)。
“我们的老师现在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是上个世纪的人物。他们所教出来学生，说话的品味，待人接物的方式，真正体现了什么叫上流社会。我从十六岁的时候就从中国被‘抓’来美国，一直以来就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下耳濡目染。可是现在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如今的音乐本科生的学习项目非常昂贵，但却教不了太多的东西。而 一星期仅仅一小时的专业课是远远不够的。学校仿佛变成了一个公司运营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应该创办一个机构，把那些上个世纪的音乐教育里面的精华给保护起来，所以有了巴尔的摩国际钢琴音乐节。
“在这个音乐节，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大家都在一起‘学习’——例如说一个班级有六个人，那就六个人都坐在一起，但是一个一个轮流弹钢琴。这样下来，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我坐在那里六个小时，不仅自己弹了，还听了五个小时别人是怎么弹的，观察他们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下来，一天六个小时的专业训练，七天就有四十二个小时。我在一周里面学的东西已经超过了我在大学里一个学期学的东西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音乐历史的课程。这个课程并不是以机械的讲课和大量的背诵为主，而是一个研讨会的形式。音乐的理论和历史，即便很多专业搞音乐的人都一问三不知，除了会弹钢琴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家，弹的东西一旦没有了底蕴、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文化背景，便就变成了一个粗俗不堪、赚眼球的人。观众花了一次钱去听你的音乐会，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很显然，陆恬已经开始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和我讨论起了音乐教育。听到上流社会这样的词语我既惊讶、又不是太惊讶。在现代社会的语境里，上流社会已经开始带有一种念旧的、甚至滞后的尾音。陆恬所谓的“上流社会”必然是一种精神上的“纸醉金迷”，而不是物质生活上的。在这个越来越嘈杂、拜金、机会主义的世界，旧时代上流社会的精神风貌并不是一种陈词滥调——而是另一种用来批判当今的许多现象的行为标准。
“可音乐会上座率低也是因为年轻人对古典音乐没有热情。各式各样的电音节倒是总人满为患的。”我随后问道。
“为什么没有热情呢，因为没有人教了。举个例子：你会爱上一本书，是因为你懂得它的语言，你理解这本书的意思 。试想一下，如果你刚开始学英文，丢给你一本英文书你会读吗？你不会读，因为你看不懂，你无法理解它的意思，你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古典音乐就是这个问题。目前很多给年幼孩子的古典音乐教学方式，没有教会孩子们读懂古典音乐这门语言。学生便只能照葫芦画瓢——‘谱子上让我弹强的我就弹强的，让我弹快的我就弹快的，弹慢的我就弹慢的。’一旦没有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作为行为的动机去支撑学生变换的技巧，学生弹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有吸引力的。
“每年我都要回中国待一个半月，目的就是将我身边的（美国）好友引进中国，让国内的孩子跟他们近距离地接触。国内很多孩子学音乐，到后来是被父母压迫着的，他们内心其实对音乐充满憎恨。但其实没有必要有这样的负面情绪。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人来从事古典音乐行业。可即便你不必变成职业的音乐家，你得要懂得古典音乐的语言。我那天在跟我的团队说一个很好的概念：中国根，世界人。你要想在国际社会上生存，你就要跟西方的社会接洽，而音乐是一门很好的国际语言。因为在所谓的主流社会里（西方的高层次社会），没有一个人是不懂得音乐的，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些这方面的教养。
“设想我去与人社交，当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时，我们初次见面要聊些什么呢？很多情况下都是靠音乐会，画廊，以及艺术活动之后的排队来交友。这也是你融入别的国家和文化的一种方式。我和我先生把这个音乐节从零开始建立起来，初衷就是这些。”
我很喜欢这个把音乐比做语言的比喻。我曾经也喜欢把对于西方古典名画的了解比做对一门语言的熟悉程度。绘画也好，音乐也罢，都不应该被视作高不可攀。只不过人们的惰性使至他们不愿意去系统地接触它。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得到满足的事物时，古典音乐便成了一个高门槛的兴趣爱好。
“现在暑期的音乐节应该不少，你们怎么区分自己的这个巴尔的摩国际钢琴音乐节和别的那些暑期项目呢?”听到音乐节这个概念，我马上联想到了一系列的已经存在在市场上的活动，大多以圈钱为主。
“很多的summer music academy（暑期音乐学院）最终会变成一个交友的盛会，大家以玩乐为主。我们的音乐节管理得更加严格。我们时刻监管着我们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在里面虚度光阴。如果有学生没有课，我们就鼓励他去听别人上课。听别人犯错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因为当你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少犯一点错误。每天晚上我们都有比赛和音乐会，所以也是非常紧凑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职人员是世界一流的大师们，所以给他们（学生）营造的是一个小家庭的感觉。这个音乐节分为young kids和professionals两个营队，去年来的最小的孩子只有六岁。这样安排的好处是有很好的影响的作用。所有学生都住在学校里，一起生活，一起探讨音乐。年纪小的孩子们看到这些优秀的哥哥姐姐，就会把他们作为榜样，被他们带动起学音乐的积极性。”
“professional camp 里面一般是哪种程度的学生呢？”
“有大学生，去年也有（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我们有从中国过来的十三岁的孩子。这个音乐节在美国举办，但是面向全世界招生。只不过因为我是广西人，我想回馈我的家乡，所以我在广西有个很大的国际钢琴比赛。每年在那个比赛获得冠军的人都可以免费来参加巴尔的摩的音乐节。那么很多从深圳、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很优秀的孩子就会来广西比赛，去争抢这个名额。”
“中国学生来美国参加这个音乐节，语言上有障碍要怎么办呢？”
“有翻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是逼着他们去学习一些西方的语言。因为音乐语言里面有很多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这些中国的孩子们一概不知道。我们让他们去学习这些语言， 因为这是从事这一行的人必须要会的。你可以不说英语，但是最主要的那些术语必须得知道。
“虽然会有中国的孩子过来，但是这个音乐节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参加者都是在美国招生的。所有的学生，包括从欧洲过来的，都是冲着这些大师们来的。从前年的音乐节开始我们增设弦乐的部分，但是主要的路线还是钢琴。我们增添弦乐的项目的原因是我们想让这些孩子聚在一起弹室内乐。搞音乐的人都知道能组在一起弹一次室内乐有多难，因为永远不够人。我在学生时代只排到过一次弹室内乐的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室内乐）是学音乐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如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节里面学各种的乐器，会更加有意思。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的感觉是非常奇妙的，就像你会说好几种语言。跟别人一起弹室内乐也比自己一个人练琴更有意思，因为你必然会与别人交流。室内乐是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你如果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及其自私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团队里工作。现在孩子缺少这些东西。我们把性格，沟通能力，职业素养等各方面都综合起来，给他们一个锻炼。”
可以感受到陆恬真正地把巴尔的摩国际钢琴音乐节当作自己的事业来看待，就像她的第三个孩子一样。作为钢琴家的同时，她也是一个教育家，这份对音乐教育的热情离不开她从小学习钢琴的经历和她的人生伯乐–– Monique。
“我来美国之前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有一年，我去欧柏林音乐学院参加了一个很大的国际青少年的音乐节，在那里被一个法国教授相中（就是Monique）。那个老太太是拉威尔（法国印象派）最纯正、从作曲家一派传承下来的音乐家（她是玛格丽特·朗当时收的最小的学生。拉威尔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品都是献给玛格丽特，并由她首演的），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者，有着一大堆的头衔。她当时告诉我：‘陆恬，我给你全额奖学金，你留下来吗？’ 我说：‘全额奖学金？不用付钱？那我当然来了！’ 所以我就去了美国，跟着她学习。在那里（欧柏林）我一待就待了八年。我读了大学，然后修完artist diploma（演奏艺术的最高文凭）。我的奖学金包含了我的学费，住宿，吃饭。我的老师在那八年里教会了我什么是身为音乐家的职业态度，这是我来到美国以后才意识到的 –– 音乐已经变成了我的职业，我要以它为生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只知道我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佼佼者，考试名列前茅；但我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把音乐当成职业的意识。这个老师，用她的生活方式，对待艺术的态度，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现在演奏的时候，很多人还会说我的风格很像她。”
从应付考试到变成她的全部生活重心，音乐在陆恬心目中的地位的转变对我而言其实并不是个陌生的过程。来到美国的大学后，一个不一样的成人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各种熟悉的依靠，我相信每个留学生都会有生活重心转变的一个过程。曾经的目标总是围着考试转：考到哪所中学，考到什么名次，考到什么大学……但当我们站在社会的入口，维持生计成了首要的任务。目标不再是“考到”什么，而是“得到”什么。
“她给我上课会上到凌晨四点。我一个小时的课练不出来，她会无私地给我加课，完全不计任何的时间和报酬。她带了我这么长的时间，鼓励我，也打击我。那种鼓励和支持就是在告诉我：陆恬，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应该去闯; 就算你失败了，这也是你走向成功的一步。那些指引对于未成年的、独自一人在美国学音乐的我来说，就像一盏明灯，一个引路人，带着我闯进了这个世界。她引荐我去弹音乐会，陪着我去比赛，然后看着我一步一步获得各种奖项。她是一个工匠，把我这块玉给雕琢出来了，我终生感激她。后来我来到peabody，跟的老师是Leon Fleisher。这个老爷爷真的是美国音乐届的国宝。他带给我的，又是另外一种音乐的盛宴;我缺的，我在他那里找到了。他给我职业上的建议，告诉我如何建立起发展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以来我没有走任何的弯路，没有遇到任何不适合我的老师，这真的太幸运了。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曾经遇到过太多太多的朋友，他们的生活（因为这样的一份职业）并不健康。作为音乐这一行的人，如果你不热爱它，你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你要经受得住无数的，上千个上万个小时，坐在那边与自己对话：你该怎样去练好你自己的音乐。你可能练了一年之久，弹的依旧非常差劲，你很容易就会处于一种完全迷失的状态。最可怕的是，这一段时间你是完全没有工资的。对于即将要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老师传授给我的一些正能量帮助我度过了这些迷茫和艰难的时期，让我变的无比积极和乐观地去面对这份职业。我想要把这种正能量给传递出去。”
她真的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人。坐在她的对面，我可以感受到她的能量，她的态度，从她闪着光的眼睛和她悦耳的声音里面传递过来。她没有向我诉说任何她的痛苦，她的挫折，没有任何的抱怨。但我知道这并不代表她的人生真的顺风顺水到没有这些糟糕的回忆。她只是一直在向我强调她是多么的幸运，她有多么的感激一切命运的安排。她是一个谦逊的，懂得感恩的钢琴家。
“你在小时候开始学钢琴是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吗？”我对于她童年的经历很好奇，因为音乐家都以痛苦不堪的童年著称。
“对，我爸爸在三岁的时候让我学钢琴，当时我很小，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去音乐学院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比我弹的差很多的人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就跟我妈妈说：‘他能考上，我觉得我也能考上。’于是我就先去了北京，见了那个年代所有的钢琴大咖。然后几乎就要留在那儿的时候，我开始一直哮喘。我只要一到北京就哮喘（看来那个时候已经有雾霾了），我妈妈就觉得不能留我在那儿，就把我从北京拽回来了。第二年，他们觉得孩子既然到了这个水平，就带我跑到上海去试试。然后我就留在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是的，我确实是喜欢弹钢琴，而且我的父母从小没有压迫过我。他们给我的学习方式很健康。我的父母很喜欢郊游，所以我童年的周末总是在野外度过 –– 野营，爬山，去海岛。这些经历在无形之中给了我丰富的想象力。从小我就沉浸在大自然里，看日出、看星河。我的爸爸会教我怎样在野外自己生活，怎么做红薯窑，做叫花鸡。我的童年很快乐，去了上海音乐学院以后仍然非常快乐， 因为我觉得我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我的父母没有陪我在上海读书。
“离开家的那年我九岁，我的性格使得我很快地交到很多交心的朋友————直到现在我最好的朋友们都还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认识的。当时的我们都住在一起，一个房间六个床铺，大家都在一起长大。一起吃饭、一起洗衣服、一起赖床，这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我的同班同学们有些很辛苦，因为他们被父母看管着，但我真的是一个野孩子。我记得我在上海的时候很调皮，凡是规章制度不让我干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尝试。我记得我父母这样跟我说：你就在外面闯吧，要是什么时候闯得难过了，伤心了，爸爸妈妈还在这里保护你。现在的我回想起来，他们给予我的那种信任，我无法想象。如今我自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五岁了。按照我九岁离家的说法，再过几年她也要离开我们。但是我做不到，我无法允许。“
对于一个钢琴家来说，陆恬的童年经历与一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她可以淡化了她所承受的痛苦，或者也许对她来说那些美好的才是真正值得记住的。她沉浸在美好的过去时的表情，让我在她闪着光的眼睛里，看到了她曾经看到过的山和日出、变幻的星辰、和这世间美好的万象。她现如今的成功和面对人生积极的态度，与她从小所生活在的家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聊得尽兴，忘却了时间的飞逝，忽然陆恬的俄罗斯丈夫出现在了咖啡店里。在我眼里这段跨文化的婚姻再和谐不过。他们共享着爱好与事业，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在音乐这个共通的语言面前，国籍与种族都变得不再重要。看着他们的交流，我忽然有些明白了她一直在强调的音乐的语言，它使得你走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感到陌生和孤独。
其实相较于西方社会（美国）来说，中国当今的社会更加需要像巴尔的摩音乐节这样的活动。虽然说培养一种对于西方主流艺术的欣赏的能力听起来有崇洋媚外的嫌疑，但是中国缺少的并不是对于任何一种具体艺术流派的欣赏能力，而是对于高层次艺术整体认知的缺失。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和娱乐方式。在二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的娱乐方式也许停留在读书、看报、喝茶、聊天，而如今国人的娱乐方式，却被一群掌握着巨大资本的互联网娱乐巨头所掌控了。娱乐和消遣变得前所未有的低俗不堪。
相比起欣赏雕塑绘画、聆听古典音乐，沉浸在游戏、视频、综艺中的娱乐能够更加快速地带来愉悦感。我们自动地把对于高层次艺术的欣赏纳入了一种消耗时间和精力的苦力之中。娱乐方式的转型和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是一个同时进行、互相扶持的过程。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的选择并不需要局限于西方的东西。正如陆恬在采访中与我提到：中国的民族音乐完全不亚于西方的古典音乐，它也是充满美感的。然而，多少人能够给予民族音乐足够的耐心和关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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