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能解决社会问题吗？

原创： Kaitlin Ugolik [利维坦](javascript:void(0);)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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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虚拟现实技术已不像刚出现那会一样单薄，商品化的设备与配套产品层出不穷，但目前较为广泛的技术应用，基本存在于游戏等娱乐范畴，我们在VR眼镜里所看到的，依旧只是作品。

基于此，本文无疑提出了新的应用建议。既然VR能够帮助（几乎）完全沉浸于另一个人的视角，我们为何不尝试去看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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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aitlin Ugolik

译/Curie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narrative.ly/can-virtual-reality-change-minds-social-issue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Curie在利维坦发布

2004年这一年，凯茜·哈克尔（Cathy Hackl）应该是美国民众中看血腥暴力影片最多的人。除了在CNN负责电视视频制作外，哈克尔还要看各种伊拉克战争原始素材和未经剪辑的视频，这样有线频道才可以给观众前方高能预警，告诉他们影片可能包含引起不适的片段。为了保护观众看片子的心情，哈克尔试过一天要看几个小时这种极其血腥暴力的视频——斩首、士兵残肢被拖走，任何在有线电视标示过预警的片段她都看过。这个工作简直是折磨，但更让她烦恼的是这对她生活潜在的影响。

“做这类工作的时候，人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人性同情心封闭起来。”她说。慢慢地，她对这些恐怖的画面已经麻木了，她的同情心减弱了——她必须得这样才能继续这类型的工作。

哈克尔从事这项工作超过了10年。直到两年前，她本能的同情心似乎又回来了。她使用了360度无死角录像——一种能够让佩戴者沉浸式地感受他们所看到周遭一切的技术。哈克尔在参加一个高科技展会时候，发现HTC VIVE的VR一体机可以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封闭的监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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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提到的孤独监禁虚拟体验场景，《卫报》制作。

“戴上之后的那几分钟，我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她说。由《卫报》创建的6×9空间里，戴上VR一体机的人会有一种自己处在独立监狱的感觉，他们坐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沉浸式体验眼前的环境，并要在这种孤独恐怖的环境里坐上一段时间。

即便在互联网上进行体验的人也可以通过移动视角来控制所看到的环境视野。从纪实的角度来看，这些设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感受所设环境，从共情的角度引发更深层次的感受和对个人经历的影响。

“当我把一体机摘下来的时候，大脑突然顿悟了，好像有个什么开关被开启了。我找回了失去的同情心。我能重新感受到别人的感受了。”哈克尔说。

哈克尔自陈，在这种VR体验之后她不仅为那些感到孤单的人感到难过，还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把VR装置关了之后，她决定要参加这个VR项目。她现在是顶尖的VR和增强现实感工作室的顾问，他们以社交影响为重点为用户提供VR体验，她还是Virtual Relief的董事会成员之一（Virtual Relief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利用这项VR技术来娱乐大众或帮助家中老年人和医院的病人康复），她认为自己能更好传播这项技术力量。

哈克尔摘下VR时感受到的，是社会科学家称之为移情的人类情感。这种移情会让人用某种行动来回应他人的情感状态（比如看到残疾人很可怜而去捐款等行为），而认知移情又称“透视”，就是纯粹理解他人精神状态。科学家认为，大多数人天生就有能力去同情别人，但随着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这种细微的情感可能会慢慢消退。

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就一直担心电视、电子游戏、手机、社交媒体，到现在的虚拟现实会对我们彼此联系的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 虽然有研究表明，高科技技术的过度使用可能跟现代人的社会联系降低有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高新技术会降低人们的同情能力的话，那么反过来恢复人的同情移情也是可能的。

VR技术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但是直到最近人们才意识到，VR除了被用在视频游戏之外，用在其他领域都太昂贵，并且技术上要求苛刻：沉重而昂贵的相机设备，加上软件、编码和数字动画专业知识。更别提想体验VR的人还要戴上又沉又笨重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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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相机设备GoPro Freedom 360

2015年，科技企业家和艺术家克里斯·慕里克（Chris Milk）发表了一个TED演讲，他把虚拟现实称为“同理心机器”，因为它能赋予人们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当时，许多人认为他夸大其词。目前，仍然少有游戏行业以外的人愿意投资VR内容或硬件。

但现在，随着VR一体机和生产VR体验的技术变得越来越便宜，积极分子和非营利组织开始真正考虑TED演讲提到的同理心机器的假设。联合国已经开发了一个VR场景能让人感受叙利亚难民的生活；多个VR场景帮助用户体验与性侵犯受害者或大屠杀幸存者交流的感觉；非营利组织正在使用安卓应用程序【Within】来以VR形式给用户呈现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提高人们对社会和环境原因的认知度，有时会通过这种形式来开展筹款募捐活动。

剩下问题就是，这是否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和变化。 哈克尔承认，如今有很多有关VR的宣传是华而不实的。现在如果大家想测试一个VR场景，****可能更多地想让用户体验酷炫屌炸天的场景，而不是传达正经严肃的讯息。制作VR内容的公司仍然需要通过文案描述每种场景想传达的意境，以此说服准备体验VR的人——他们自己也不断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想给用户传递更加社会性的严肃讯息。 当然，这是任何新技术出现时都会发生的状况。

哈克尔说：“实际上，那些花费大量时间来制作这些故事和创造VR场景的人，真的有在推动行业发展。用户看完、听完、感受完可以随时关掉手机电视机，摘下VR一体机，但真正重要的是体验过后，用户看待事物视角的改变以及对他们生活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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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验过Planned Parenthood（是美国一家非营利生育健康管理的机构）的VR电影“Across the Line”的大多数用户而言，记忆最深刻的是在诊所门外听到有人严厉叱喝的场景，有一个声音在吼：“你这个妓女，你不害燥吗，你父母当初就应该先把你给堕胎流产！”VR体验者看不到那个人的面目，但是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真实，感觉离你不到一英尺远。

“Across the Line”是为了让体验者了解在被抗议堕胎者包围的诊所进行堕胎的感觉。近年来，女性面临的“诊所外抗议者”数量有所上升，但是在VR中被他们包围的感觉则触发了另一种不同层次的同情。 “Across the Line”是在擅长沉浸式记录写法的记者诺尼·代·拉·佩纳的帮助下建立的VR场景体验，运用360度摄像头、以纪录片形式拍摄扮演病人和抗议者的演员。被人吼这部分营造了紧张的氛围，而当你慢慢走到诊所门前的时候，你就真的开始恐惧和内疚了。你看到周围抗议的人以动画形象出现，听到当堕胎女性从计划生育诊所走出来时候抗议者所说的话。他们就对着你耳边吼着，你无法轻易从他们愤怒的脸上转移视线。

很多人脱下VR眼镜的时候是浑身颤抖的。 8月份在纽约VR变革高峰会议上，Planned Parenthood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品牌官兼经验官道恩·拉根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个反对堕胎的立法者体验完VR后，对抗议者对待堕胎女性的方式感到十分愤怒。

这就是VR所能给人们带来的感官变化。很少有人能够控制或改变自己人生的经历，但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启发，从而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事物。它更适用于那些观念开放、愿意改变的人，当然，有时对某些人来说，改变是从其他方面开始的。比如拉根斯还谈到了一个十多年来一直陪伴着堕胎女性的男护工，他体验完“Across the Line”后潸然泪下，意识到自己虽早已经习惯了这些嘲讽堕胎女性的抗议者，理应能感受女性的处境，才发现他原来一直不知道他身旁刚堕完胎的女性承受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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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Line项目，让参与者体验堕胎者被抗议群众包围的场景

在技术层面上，VR仍然存在许多挑战，比如很难将所有事件都通过360度视频录制、再结合音频融合在VR体验中，所以有时感觉沉浸感没那么明显。但即便如此，通过外部组织的帮助下评估VR用户反馈，Planned Parenthood发现体验者能被真切地打动到。他们调查的人群中多数为男性，主要是白人，大多数是自由党派者，他们发现，体验过“Across the Line”VR场景的人要比那些没有体验过的人更加反对对其他人造成的骚扰和影响。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VR经验甚至能影响保守党派的态度。体验后，很多人转而认为抗议者不应该在诊所外如此激烈地表达反堕胎的意见，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愿意接送一个准备堕胎的女人去诊所，“即使我不同意她的决定，我也愿意送她去。”

这个改变保守党派对堕胎观点的实例，也许就是社交媒体有能力改变思维模式的佐证，但是技术也可以被用来解决繁琐事情，如办公室骚扰和性别歧视。

直到几年前，娜塔莉·伊根才从生活中解脱出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她敢于冒高风险作投资。当时，她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中，并且大家都认为她是男的。

她说：“我们天生会同情别人，但我认为这种特殊的动力才真正将人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

随后，她决定以跨性别女性的角色继续生活，随着身体逐渐发生变化，她对女性的同情变得比以往更加清晰。当别人知道她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的时候，她明显感受到待遇上的差异。生活和工作上，她受到恶意的嘲讽和笑话，甚至有人拒绝与她对视。

伊根说：“我从一个男权主义的特权位置走到了世界上的最边缘。”

她希望商界的同行能够理解行业上男女待遇的客观差异。 2016年，她创办了组织Translator，定位本来是一个跨性别人群的社交网络，但很快变成了为各种规模的组织和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多元化和融合体验的工具。该公司使用聊天机器人、应用程序和定制的VR体验，使纽约市教育局和数字咨询公司Rain等组织的大部分白人和男性员工群体能进一步接近、了解什么是女性，性别不明的人，残疾人和有色人种每天都经历着什么。

伊根说，最强大的工具能凸显一个人潜意识的偏见，尽管这可能会让一些人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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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萨沙（Bob Sacha，图左）教授向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展示了一台GoPro Omni摄像机。图源： Vincent Tullo

例如，我们在鸡尾酒会上与人的相处方式，和我们在街上碰到熟人是不同的。模拟这些不同的体验会揭露你自身是否存在无意识偏见的事实。Translator没有固定VR场景；相反，他们为每个客户定制VR体验。比如在最近的一次VR场景中，用户戴上一体机后会发现自己与同一个人相处在不同场景中（比如黑暗的街道、鸡尾酒会、工作会议），然后他们要求用户匿名记录下每次碰到这个人的直觉。有时候，这些直觉是不同的，这会让人很不爽，知道自己对事物有偏见，但这才是重点。对于一些自认为自己观念很开放的人来说，也很难否认这个事实，这正是VR揭露人类偏见的有效性。

伊根说：“当环境发生改变时，知道有多少人的态度和行为会发生改变，这是很棒的。”

伊根和她的团队目前正为一家美国媒体公司制定一个有关潜意识偏见的VR体验。玩VR的确非常昂贵，但是建立像办公环境中的团队体验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这有时是无意识发生的。伦敦的艺术家和技术专家安德鲁·达菲（Andrew Daffy）去年在伦敦创造了一个名为“霍洛·奥杜尔”（HOLO DOODLE）的VR体验，让两个人跟一个粉红色猴子在虚拟世界中玩Pictionary（一种游戏）。当初只是为了好玩，但当体验完的用户开始谈论自己如何变得没那么压抑抑郁，并且更能够与他人沟通交流时，达菲和他的团队小伙伴决定做一些改变。去年在SIGGRAPH年度计算机图像会议上，他们推出了一款名为“我是机器人”的新版游戏，能让一群人在芭蕾舞演奏会、鸡尾酒会或舞会上戴上VR一体机变身成为一个无分男女的机器人。参与者的反馈是令人惊讶的 —— 在无性别的VR世界中，说自己不会跳舞的西装革履男人变成了完全另外一个风格的人。让达菲最为感动的是这两位用户的体验反馈：一个有社交焦虑的人在戴上设备后，连续几天的抑郁消失了，跳舞，笑了起来。另一位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生活在没有性别歧视的世界上是如此地舒适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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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萨沙在纽约市立大学新闻学院的虚拟现实课上演示编辑软件。图源： Vincent Tullo

“我们没有这样做——推动社会变化，我们只是偶然发现并认为，'天啊，这才是我们该进入的领域啊。它不一定单纯是个游戏，”他说。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自然会关心人类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 尽管大多数技术人员都普遍存在担忧，但他们也很看好高新技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达菲说：“担心被操纵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技术（VR）看起来如此科幻酷炫，令人讨厌又让人害怕。 但它也可以完成美丽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