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融合了福克纳和川端康成两位大家的写作特点,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置于交错的时空里展开进行,作者的笔尖扫过上海的各式地方,呈现出蒙太奇式的镜头美感,“话本体”的写作方式回归传统,又不乏现代元素的融入,交错的时空线营造出十足的画面感、镜头感,把上海描写的十分接地气却又不失风情;沪语思维下的创作则给整篇小说添上了浓浓的上海风味,并在语言方面也克服了南方作家面对普通话的叙事困难,实现了对北方语言的垄断地位的突围,使南方语言得以从书写边缘地带向中心靠拢。
《繁花》某种意义上正启示着新的书写方式,在叙事方式上,金宇澄以“说书人”自居,恰恰是回到了古代城市之中说书,需要说书人,需要被言说的作品,需要特定的场域,需要足够的观众,摆脱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成为彼时对创新的赞美,破旧立新的重要手段,是复归也是创新,可以说是另一种文本的实验。
《繁花》在叙述上运用普通话,而在人物对话时却用吴语方言。《繁花》采用了上海话本方式,也避免外地读者难懂的上海话拟音字,显现江南语态的叙事气质和味道,脚踏实地的语气氛围。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整部小说可以用上海话从头读到尾,不必夹带普通话发音的书面语,但是文本的方言色彩,却是轻度,非上海语言读者群完全可以接受,可用普通话阅读任何一个章节,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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