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秦俟全与吉井忍夫妇之前,看过编辑发来的《Mao的脚步》,那是吉井忍的一篇中文散文,讲的是吉井在九十年代来中国留学一年返回东京后,一场对“再次回到中国去”的愈演愈烈的渴望。后来,吉井称那渴望为“一场热病”。说到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有些玄妙。据吉井回忆,参加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政府奖学金”两场考试的间歇,她看到“楼下出现了两只猫,一只是黑的,另一只是灰的,互相玩着,咬啊、追啊,转眼都跑到大楼的墙壁后,不见了。”那瞬间,她仿佛接收到命运之神发送的密码,忽然感到自己“能考上,会到中国去了。”“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仿佛年轻人说‘我要当名人’、‘要去环游世界’时的热情。青涩、孤独、自恋。”
在北京三元桥附近某高档社区的冰场,我初次见到来自中国上海的秦俟全和来自日本茨城的吉井忍夫妇。明晃晃的阳光从湛蓝的冰场上空倾泻下来,空气的味道清澈得不同寻常。他们刚刚完成了拍摄,心情不错的样子,正与来自香港的摄影师小伟进行着礼貌的对话。
去他们家进行采访的计划泡汤了。“之前的房子被房东收回了,刚刚搬了新家,还有点乱。”他们有些抱歉地回绝说。
甘冈从韩风中的冰场走出,吉井的头发还是乱的,裹一件披肩陷在披萨店的卡座里,短暂的倦意和沉默。当我正准备将她的态度解读为对采访的抗拒时,秦俟全温和地问她:“你是摔懵了吗?”她笑起来,承认自己摔得很疼。
他们坚持要在冰场完成拍摄,虽然他们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很文静的人。大约是两人喜欢冰场上独自滑冰的意境吧:虽然在同一个世界中旋转,却是两颗不同的小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兀自旋转。这是两只猫的脚步。
这个意象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四季便当》走红豆瓣后,吉井普遍被认为是“把对丈夫的爱做成便当”的“来自日本的中国媳妇”,在公众眼中勾勒出一个日本传统贤良女人的形象。然而我眼前的吉井却像只猫,慵懒、独立、孤傲而疏远,她抗议媒体对她进行“刻板形象”的勾勒,也抵触话题往“美食”、“便当”和“吃”上引导,她反复强调的一个词:“真实”,正在她对提问者的反复“纠正”中显现出来。
“我做的饭没有杂质上其他人做的菜那么漂亮。我没有那么讲究。”吉井说,“杂志上的那些美食的状态是很假的。我觉得很不自在的是,现在太多媒体把做菜看得太重了。你想想小时候,妈妈给你做饭,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很自然的。这是生活嘛,没必要拿出来弄得特别漂亮再给大家看。我做菜没有多想。出了便当书后,我对媒体讲吃的特别多,但我觉得其实特别拿出来讲自己的生活或对丈夫的爱什么的,有点假,觉得很不自由,也不喜欢让自己的生活假装成漂漂亮亮的。”
媒体的粉饰性报道不过是“浪漫的谎言”,已足够让吉井与秦厌倦,他们宁愿活在“小说的真实”中。
这“真实”有点让人惊讶,尤其令人羡慕的“漂漂亮亮”的“四季便当”的享用者秦坦言,其实自己时常因为要等待吉井为自己做好便当而迟到,只好打车,这样一来,“打车费就要三十多块”,从成本上讲,“吃便当还是蛮贵的”。尽管如此,秦还是愿意把便当比作“一百美元的汉堡”。这个典故来自飞行爱好者:飞行员经常架势直升机去一个岛上买汉堡吃,汉堡本身很便宜,但算上飞行成本,就成了昂贵的一百美元的汉堡。他想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价格、价值与情感附加值的相对性。“后来我想想,觉得即使上班迟到,等便当还是值得的。婚姻中履行的价值标准是与功利性的社会完全不同的。”
“饮食是我们相处中比较重要的一环。”秦总结说。
但吉井并不赞同。她耐心听完,恍然大悟:“是这样啊,那你以后直接跟我说就好了。这样的话你以后还是买着吃吧,真的不用那么看重,不用想太多。”
“我不能想象自己像水槽里的秋刀鱼一样,让鱼群来决定个体的方向。”吉井曾如是说。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女孩子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在日本念大学时,她与其他选择去欧美、澳洲留学的同学不同,去往中国成都做了一年留学生。回到东京,她仍对中国念念不忘,同时打三份工,梦想有朝一日重返中国。凌晨一点钟,她服务的爵士酒吧打烊,她回到群租房中,从冰箱取出贴有自己名字的各道食材,给自己做一份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宵夜。正是这些与“真实”生活相渗透的有关食物的优雅散文,让她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又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已经是十年后了。再次去往中国学习中药学的梦想搁浅后,她离开东京,作为“代替案”去往台北工作生活了六年之久,又在马尼拉生活数年,直到来到北京,遇到秦,去上海结婚,生活几年,又再次回到北京。
无脚鸟般的生活她早已习惯,虽然时常在凌晨四时梦醒,“刚送到便利店的新鲜饭团、保温箱里的罐装黑咖啡像幽灵一样浮现在眼前”,蜷在被子中的她,听着丈夫的呼吸,徒劳地“等待着《朝日新闻》送报摩托车的声音”。
“安定对我是不重要的。我在意的是舒服。”吉井说。逃离东京,也许是为了逃离日本社会早已为自己设定好的程序: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生活方式。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去承担这些了:吉井忍的妹妹。大学毕业,进入大公司打拼,得到一些,失去另一些。“我妹妹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这很公平。”在明白自己要什么之前,她早早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秦是她在逃离之路上的联盟者,他们的婚姻是价值观的共同体。
吉井与秦是从好朋友开始的。七年前,吉井在北京一家日本媒体做经济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她与从上海来北京出差的秦在一个法国朋友的告别派对上相遇,他们聊到了日本文学与文化。这场告别的聚会成为他们的开始。
一年后,吉井搬到了上海。他们结婚了,租住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高安路里弄某别墅二层,后来,他们又租住到了复兴路上的克莱门公寓。自由撰稿人的收入不稳定,日子难免有些拮据,但他们不愿离开城市的文化中心。据他们共同的朋友回忆,他们一度考虑过要到嘉兴租房子,以节约生活成本。房子是看过了,最终却不了了之。
有近三年时间,两人都是自由职业者,为避免终日面面相觑,秦开始像上班一样每天去图书馆读书写作,吉井则在家中。“这样很好,我打扫卫生很方便。”这样自由的日子久了,秦感到自己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决定做出改变,去上班。
在上海,吉井跟公寓里的邻居学会了烧中国菜,但她始终无法忍受上海的潮湿气候,似乎仅仅提起便周身不适:湿热的夏天,冷到骨头缝里的冬天。她忍了几年,直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工作机会让秦动了心,他们决定搬离上海。对吉井来说,她是回到北京。
结婚便意味着从此任何事都是两个人做决定了。只要不能达成共识,便是百分之五十的反对力量。表面上看,在哪里生活,吉井与秦总能达成共识,然而这共识背面却总有一个人做出妥协。
再次回来,北京已今非昔比。空气质量时常到了让人无法生存的地步,心情也像天气一般一落千丈。不过,好在她开始在豆瓣上慢慢写作“便当”系列,积攒不少人气,也陆续有了新的写作计划。对秦来说,搬到北京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完全陌生的城市独立生活。在北京的工作从豆瓣换成一家外企,他渐渐适应了工作,也交到了不少朋友。然而空气成了他们不得不长期直面的同仇敌忾的对象,对着身边的朋友陆续地无声无息地离开北京,他们又有了去日本生活的想法。
让人惊讶的是,结婚六七年,吉井的中文越来越娴熟,秦的日语却始终很烂。吉井倒不觉得自己是在迁就秦、“我对中文有兴趣,就学中文。他对日文没兴趣,那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若要移居日本,这又称为一道难题。吉井开玩笑说:“去日本你可要好好学日语哦,不然只能去饭店洗碗咯。”
吉井把秦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对任何人都不会说的话,她会对他说。“世界上就只有他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蛮难的。”她缓慢地、郑重地说。虽然秦坦言说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在上海的多年老友。
她不轻易交朋友,对中国人把才见过一面的自己称为“我朋友”大感惊讶,认为中国人所言的“朋友”在日语中对应的不过是“知人”。作为一个“想太多小姐”,她时常感到被秦的中国“朋友”冒犯,这称为她与秦关系中的矛盾导火索之一。因为这些误会,他们的日常谈话中免不了解释和小心翼翼。“中国人真的不会想太多啦。”秦笑着说,这安慰话语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而吉井告诉我,在任何一对看似你强我弱的亲密关系中,一定有某种局外人看不见的力量在其中维系着平衡。
用他们的话说,亲密关系是要保持一点“紧张感”才好的。倘若没有了界限,便要僭越了。他们讨厌被“绑定”,被朋友形容为“有点神秘的夫妻”,很少同时在社交场合出现,即使面对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大都是选择一对一的交流。吉井反感以夫妻为社交单位出现在大家面前,更反感以“我们”来替代“我”的夫妻式叙事。无论如何亲近,也不做如胶似漆的连体婴。“我”这个独立人格,在他们的婚姻中似乎从来没有迷失过和泯灭过。
作为世间最难的修炼,差异与摩擦在这份“真实”的亲密关系中自然也不能避免。吉井说,他们两人的差异并不是中日文化间的差异,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正如两人的吸引也并非不同国籍者之间异国情调的吸引,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吸引,两人来自生活习惯的摩擦并非不同国别者的生活习惯的摩擦,而是两个生活习惯不同的普通人之间的摩擦。
那么,这份关系自然也会面临两个个体之间的厌倦吧。每天做不同的便当给丈夫并不能克服厌倦,在生活、写作空间中的错开,一点点的疏离和紧张感也未必能够。他们一定也走过弯路,也有互相埋怨的时刻,经历那些之后,吉井说,秘诀也许就是:“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及“不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如此便能保持一种合适的“节奏”。说到底,是要先客服自己对生活本身的厌倦、不安全感和对对方的依赖。
青春的热病随时间不治而愈,两个独立的个体慢慢学会共同生活。秦将他们的婚姻比作“英式下午茶”,虽然只是紧张的工作之间短暂的停歇,但这短暂的停顿中,却务必是开开心心的。但吉井并不赞同。她评论说:“那不是一种肤浅的关系吗?”她理解的婚姻是“很深很深”的联结。
他们在“不作”上达成共识,放弃了对“一个更好的另一半”这种“浪漫的谎言”的追逐,也对神化这份异国恋有充足的免疫力。说到“唯一的灵魂伴侣”,他们更是乐意为之怯魅。
“说到唯一,你讲一下那个非洲的故事?”秦对吉井说。
于是吉井慢悠悠地讲起:
“一个人要找到结婚的对象或灵魂伴侣,是非常偶然的。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和日本人结婚,日本人的灵魂伴侣是日本人吗?因为他们都住在日本啊,碰到的几率比较高。事实上,住在日本的一个女孩子,她在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陪伴,很有可能是在非洲某一个地方。但因为她在日本,没去过非洲,所以不可能碰到他。她住在日本,喜欢上了某个日本人,相信这个人是她的灵魂伴侣盒最好的结婚对象。所以我觉得结婚和恋爱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事情。你一旦找到对方,不要那么尽力地测试对方的爱情——他/她肯定会找到更好的。我觉得,就是要知足。”
“这点我有同感。”秦响应道,“人生已经很混乱了,碰上一个还可以的,干吗要那么作呢。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他爸爸让他去买火柴,告诉他要保证每一根火柴都是质量好的。他于是把一盒火柴每一根都试了一遍。当然质量是好的,但是逗不能用了。如果真的要寻找最最合适的、唯一的,逻辑上讲,就是要不停尝试。不然,就不要把最最合适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真是这么觉得。”吉井感慨道。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人意见最统一的时刻。“现在太多电影说这是唯一的爱人、真命天子,我觉得这是幻想。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因为他们搞不懂这个道理。当然真的没办法维持婚姻导致离婚的情况我可以理解。太追求完美不太好吧。人都是不那么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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