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馍馍
自小叫馒头为馍馍。如今虽然在县城居住几十年了，但还是改变不了习惯上的老叫法。尽管称馒头为馍馍有点土，甚至缺乏与时俱进，与潮流接轨的理念，但我依然是初心不改。因为，我觉得叫馍馍特别的亲切。这亲切源自于那时候对它的依赖。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我国人口急剧增长，但是生产资料相对落后，土地广种薄收，产量低下的岁月。加之当时副食品很少，作为黄河沿线的老百姓，一天三顿是离不开馍馍的。有一句话说：“老汉婆婆，小娃馍馍”。这意思就是老汉没有老婆不好生活，小娃离了馍馍就难以吃饱肚子长大成人。
故乡的主导产业是小麦。但是每年除了交公粮之后，人分的麦子一般情况下只够吃半年。如果遇到欠收年，分的麦子连半年也不够吃。于是，上级的“返还粮”，“救济粮”玉米、高粱是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白面馍馍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象征性的吃一两个。
我吃馍馍的记忆，是从高粱面和麦子面卷成的“黑白花卷”，还有玉米面参差一点麦面蒸出的发糕开始的。在蒸黑白花卷的时候，先把在磨面时已经“摘取”了头遍和二遍白面之后的麦面发酵好揉光滑，又把高粱面同样加上酵母发酵成团。之后，在案板上先摊开一层麦子面，再附上一层高粱面，然后卷起来切成馍馍坯子，稍后等生馍馍面懈虚之后，才搭进架在土灶上的铁笼里烧火蒸馍。至于玉米面，一般都是蒸发糕。为了能够让玉米面也能虚起来，也多少得加差一些麦子面。有的家庭实在没有麦子面了，只得蒸着纯粹的高粱窝窝头，或是玉米窝窝头吃。这些窝窝头是死面的，硬度大难消化。青年人中年人吃它还勉强可以，但老年人和孩子就难以消化了。不少的老人和孩子，吃玉米窝头时间长了得胃病，经常吐酸水；吃高粱窝头时间长了得痔瘘，大便困难。那时候这是两种病是农村的常见病。我有一个同学的爷爷六十多岁，老人家的牙齿掉完了。他吃高粱窝窝头时，掰上一块在嘴里有长没短的在嚼着。那块塞进嘴里的窝窝头，就像一颗核桃那样，随着老人下巴的左右蠕动，在两颊倒过来倒过去的，长时间的嚼不碎，不敢下咽。让人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爷爷那时候在小队当饲养员，每天晚上不辞辛苦的用簸箕揽上麦草，一簸萁一簸萁的，从麦草里簸残留的秕秕麦粒。一个月能簸三几十斤，我总算是不多吃窝窝头，经常吃的是“黑白卷子馍”。
为了尽量少吃让人胃口发酸的窝窝头，还有红薯，能有“黑白花卷”馍馍吃，人们很是十分珍惜粮食的。我记得我奶奶在淘麦子的时候，不小心几粒麦子蹦远了，她都会趴在地上仔细的寻找。每年生产队的麦子收割完后，奶奶都会和几个老伙伴，拿着小铁簸萁、小笤帚、小铁筛到地头的角角脑脑，土路的拐弯处，从趟土里细心的寻找，筛捡遗落下来的麦粒。人们在磨面时，五十斤粮食最低要磨七遍以上，麦麸几乎不到一斤了。就连高粱、玉米也是磨的最后面粉颜色都发青了才甘罢休。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村里的面粉加工厂上班，当时人们磨面时还是这样节约。你如果给他剩一点麸皮，他家里有猪羊还好说，如果没有猪羊，那是绝对不行的。乡亲们总是这样说，多磨一遍，多出一斤面积，就能多蒸几个馍馍啊！
那时候，谁要是糟蹋一块馍馍，就会遭到老人们的强烈谴责。一位老人给我说过，旧社会遭了年成，没吃的就吃树皮草根。树皮草根吃完了，就只能给死的饿了。现在粮食不够吃，国家给你从远处运来返还粮，救济粮，要是糟蹋了，就是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员，对不起新社会啊！我们吃饭时，只要一个馍馍花掉了下来，不等大人说啥，自己就会自觉的捡起来塞进嘴里。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饭桌上不留馍馍花的习惯。家里过上一些日子，我老婆就会把馍馍块块拌起来吃。尽管现在早已不愁吃不愁喝了，餐桌上少不了有各种营养成分的辅食。但是这习以为常的老传统却改变不了。我还记得，我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但是我的几个上了高中的同学，每星期都是背上一馍布袋馍馍，装上一瓶腌菜，或者是红辣椒酱。到了学校顿顿就是让大师傅把馍馍笼热，然后就着自己的腌菜或是辣椒酱吃。
岁月蹉跎，人生如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政策的改革加之水利条件的改变，以及农业科技化的实施，老百姓不但告别了温饱线，而且生活标准水平日新月异。久而之久，铺张浪费行为自然而然开始滋生了。特别是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后生们，没有粮食概念，极少吃馍馍，总是以副食零食为主。他们更不了解当年的父辈们，爷辈们为了能吃上那难以吞咽的“黑白花卷”和窝窝头馍馍，所付出的艰辛和拼搏。而社会上许多人如今对馍馍的认知，就是那些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用的扎花的大馍馍呢！当年人们赖以生存的主食馍馍，它的名词则被人们忘却了。
最近，党中央再次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粮食的号召。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粮食问题提高了高度来认识来倡导。“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永远是国计民生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衷心的渴望我们的后代，能多听听当年的“馍馍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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