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那年，我刚中专毕业，做为最后一期包分配的中专生，我正坐在家里等待着上天的垂怜。不过很多人在县人事局分配前会去找找关系，希望分到轻松一点儿的国家机关单位。而我父母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也不给我提前打点打点，国家爱分哪算哪。一来是没门路，二来就算有门路，也没银子铺路。最后好歹分了一个渔场喂鱼的工作给我。我想喂鱼就喂鱼吧，我学的是这个专业，又不是大学生，难不成还想去研究所搞科研？基层就基层吧，总比没地方去好。
去渔场报到那天，是我妈陪我去的，在我妈眼里，我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她不放心我独自去，当然我确实也不敢一个人去。长这么大，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学校。那个渔场我们不知道去，我妈问了好些人才打听到怎么去。最后两人坐上了去鲶鱼须的中巴车才找到那旮旯里。
到了那里后，我妈和我一样，心一下子掉到了冰窖里。那地方实在太破烂了，都不敢相信那里居然是渔场的办公室，好像山区里的学校一样。一排陈旧的砖瓦房，连墙都没粉刷，裸露着一块块早已褪色的窑砖。门窗的油漆也剥落了，看不出原先是什么颜色。最关键是人都没看见一个，空荡荡的。我和我妈沿着那排砖瓦房挨个敲门看看里面有没有人。这时突然有间门开了，一个男人好像刚起床似的，提着裤子就出来了，我和我妈面面相觑，不好意思的回避了一下，最后才知道他是值夜班在这里休息的。他人挺好，带着我们去找领导，但领导不在，他就帮我们打电话问。我们随着他走进那间办公室时，又惊呆了，一张老旧的木桌上放着一部古董似的手摇电话机。电话机上还蒙了一层厚厚的灰。这种电话机估计只能在民国时期的电视剧里看到吧。我想象中的办公室是高大辉煌，通明透亮的，而现实却是多么的骨感。好吧，我认了，来喂鱼的又不是叫你坐办公室享福的。
那位值班人员询问了领导以后告诉我，上届分配来的两个女中专生目前在后勤做了一年的饭。可我们这里要不了那么多做饭的，再说你又是个女孩子，喂鱼根本没那个体力，不仅整天泡在水里，还要扛一百多斤的鱼饲料你能行吗？说完他又看了看我的小身板。我咬着牙说我先试试吧。结果那人见我还不死心，最后拿出了杀手锏——来上班也行，大家都得交7000元的集资费。现在渔场效益不好，每个职工都得交。然后我妈急忙说，让我们回去筹下钱再来。我们垂头丧气的回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工作不好不说，最关键的是拿不出那笔集资费，我不得不放弃国家发的铁饭碗，去外面自谋生路，在家附近打过几份短工。最短的一份工作只上了一天班就罢工了。那是一个同学介绍的幼儿园工作，1999年时的工资大约是每月150元。工资虽然不高，但我刚毕业又没有工作经验就不能奢求更多了。幼儿园愿意招我这种没有幼师资格的喂鱼的中专生已经很难为人家了，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接到通知的第二天，我一咬牙打了个三块钱的人力车到幼儿园，因为离家太远，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只能坐这种车出行。如果真干下去，工资还不够我坐车呢。照理说这份工作挺适合我这种女孩儿的，可是我完全招架不住一群孩子哭爹喊妈。
幼儿园园长大约为了考验我吧，二三十个两岁多刚入园的小孩只有我一个人带。有一个连走路还不会，摇摇晃晃的，得一只手牵着他才行。有一个不会上厕所，得端着他拉屎给他擦屁股。有一个不会吃饭，得一勺一勺喂给他吃。有一个脚特臭的，有一个喜欢打别的小孩的……这还不算头疼的，头疼的是一个小孩突然在课堂上哭起来，边哭边说想妈妈，然后所有的小孩像被传染了似的，集体嚎啕大哭，声嘶力竭，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这个娃望着那个娃哭，那个娃望着这个娃哭。他们越哭越带劲。我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见，我微弱的声音淹没在了海涛一般的哭声里。看到全班的孩子哭，我也想哭了。等到好不容易他们哭累了，不哭的时候，我心想这堂课我该怎么混完呢？于是我绞尽脑汁把我妈妈给我小时候讲的狼外婆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效果还不错，没一个孩子闹，都乖乖的坐着听我讲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只有几分钟讲完了，我又没有新的童话故事哄住他们，此时他们的耐心也达到了极限，立刻有调皮的孩子佯装说要上厕所，然后又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个接一个都报告我要上厕所，也不管我答不答应，顷刻间教室的门像开了闸似的，所有的孩子全跑光了。教室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终于熬到了夕阳西下，我又花了三元坐人力车，于是我苦难的幼师生涯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在我另一份短工生涯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周艳的女孩。我们一起离开岳阳一家小型电子厂后，她一个人去了广州找工作，我留在了家里等待。她比我小两岁，没读什么书，但人很能干，很快她就找到了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工资比湖南高多了，据说有四百元一个月。我一听就跟捡到了钱似的兴奋，央求她也帮我找一个工作。她立刻答应了，而且马上就收到了她的回复——给她所在的餐厅当点菜的服务员，听说不用洗碗，活儿很轻松。我听了立马收拾好行囊，准备去岳阳火车站。走到半路上才发现自己竟然没办身份证，只好硬着头皮又去我闺蜜那儿借她的身份证来用用。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就这样我拿着人家的身份证大摇大摆的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那家小餐厅后，老板要查看我的身份证，我小心翼翼的把闺蜜的身份证递给他，他看了看身份证上的照片，又看了看我，说，你叫陈艺娟？我笑着点点头。他又问咋觉得不像呢？我赶紧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台词告诉他，那是我瘦的时候照的，现在长胖了，所以有点变形。老板就没再深究了，毕竟他不是专业的警察，而且他急需要一个服务员。以后大家一叫我小陈，我总是半天反应不过来，害得大家以为我耳朵有毛病。后来我不得不背地里训练自己，站在镜子面前对着自己喊陈艺娟三个字，然后紧接着自己又赶快答应诶。如此反复练习后，再也没露过马脚。不过周艳老是把我的真名喊出来，害得我整天跟人解释周艳叫的只是我的小名。
上班后，我和周艳才意识到我根本当不了点菜员，因为广州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有的客人不会讲普通话，连听普通话都听不懂，我和他们说话简直就是鸡同鸭讲，鸭同鸡讲。我与他们叽里呱啦手舞足蹈的打着手势，谁也不知道对方想干什么，老板跑过来急了，以为我要和客人打架。最后我只能躲到厨房里去，和周艳一起洗碗洗菜扫地。
大概洗了半个月的碗后，老板的舅子——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常常莫名其妙的看着我，有天他神秘兮兮的对我说，小陈啊，晚上我找你有事。我一惊，这会有什么好事？周艳笑着跑过来，趴在我肩头悄悄的说，我知道。啥事快说！我按耐不住好奇的问。她笑得花枝乱颤的说，想给他儿子找媳妇呢！我更好奇了，问她咋知道的。她说，因为这老头刚开始也找过我。不过我没答应。现在他又要把儿子推销给你啦！你说好不好笑。我又问她，他儿子长得帅不？她说看起来有点儿傻乎乎的，于是我低下头再也没问了。
果真如此，他把我叫到了大街上，边走边滔滔不绝的讲他对我未来的规划，他要送我去学裁缝，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师傅那里。学费也很贵。他教导我说，学一门手艺比当服务员强，服务员就是吃青春饭。我点头嗯。不过要答应做他的准儿媳才送我去学手艺。他讲他儿子很老实，比我小一岁，不过没关系，女孩子比老公大婚姻更幸福。我一路默不作声。回去后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妈居然说好呀。先答应人家嘛！我彻底无语了，难道为了学个裁缝就把我卖了么？有问过我喜欢裁缝这个职业么？喜欢那个从未见面的小男孩么？最终我没听我妈的意见，本来我打电话给她，只是想告诉她我在广州混得还不错，哪知她要我假装当儿媳去学手艺，学完了再和人家拜拜。这还是我的亲妈么？
洗了快一个月碗时，我妈不知道又从哪里打听到什么门路可以让我去读大学，于是发了一道急急如律令要把我招回去。大概她怕我真的要嫁给那个傻傻的小男孩吧。她决定在我身上再投资一笔——让我继续读大学去。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跟老板说我不干了，要走人。老板平时对我就有意见，好不容易逮着这机会哪里肯撒手，有一天我洗碗时打碎一只碗刚好被他听到批了一通，有一天我拖地板忘了拖桌子底下被他指责了一顿。有一天我也不记得干了些什么惹他不高兴了。他沉着一副永远都不开心的脸说，你们没干满一个月不发工资。我当时就急得哭了。家里带来的一百多元钱已经花光了，不发工资我就坐不了火车回不了家。他懒得听我哭，骑着他的摩托跑了。晚上我和周艳一起去找老板的舅子，想让他跟老板求求情发我们一点工资，哪怕一百元也好。我原以为我拒绝当他的儿媳，这回绝不会再帮我了，哪知他竟然自己掏腰包拿出两百元给我做路费。大约白天哭够了，晚上我一滴泪也没洒。这时周艳哭了起来，她说她也拿不到工资，也想回家。老板的舅子见她哭得昏天黑地，只好再拿出两百元给她。我们拿了钱说了谢谢后第二天就离开了广州。从此我和周艳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那个能干爽朗热心的女孩子也许和我一样，早已变成了人妻人母，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的打工生涯也因为去长沙读书而暂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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