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四川凉山木里县发生了森林火灾，造成了30名年轻消防员的牺牲。
灾难发生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有关该事件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都诉诸情感，且获得了网友的大量关注。例如，头条新闻再微博账号下推送了一篇文章“请记住这30个扑火英雄！逆火英雄，浩气长存！”，截至4月3日晚9点，该文章已有2199条转发和6169点赞。除此之外，“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发布的《高校学生永歌声悼念英雄》，截至事件内已经有9509条转发，3944条评论和52224条点赞。网友“迷路的木子洋洋的妹妹”对此评论称：“曾经最被不看好的90后一代人，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投身救援！他们正在和新生代的00后一起挑起了这个时代的重担。向他们致敬一路走好英雄们”
截至目前，“四川高校学生永歌声悼念英雄”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经有251.2万，讨论数也超过了六千。
一场火灾，吞噬掉30条年轻的生命，当死者的生前事迹被还原出来以后，立即引发了大家的同情和惋惜。灾难报道中，越是悲剧和悲情的故事，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共情。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在4月2日的推文《记住这30张面孔！凉山森林火灾牺牲英雄照片公布！》下，网友的评论都是“泪奔”、“致敬”。
我观察到，在近期的几起灾难中，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非常倾向于诉诸情感，挖掘人物故事。比如，在这一次凉山火灾报道中，齐鲁网4月3日发布了《老师曾说消防最辛苦凉山救火英雄张成朋：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环球网的《四川凉山扑火牺牲的30位勇士中，有一位湖北英雄，生前对亲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更有甚者，南充晚报的《南充籍殉职的消防英雄蒋飞飞：爸妈，哥哥，对不起，我永远回不来了……》，还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以牺牲消防员蒋飞飞的口吻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文中写道，“对不起了，爸爸妈妈，从小没让你们操过心.....”这样的文章的确很煽情，作者似乎在写作上也刻意求新，但最终却有些煽情过头了。
在埃航事件的报道中，像是新京报、看看新闻等也因为过度挖掘遇难女大学生的故事而受到过网友的指责，新京报随后推出了一期视频，对灾难报道中个人故事挖掘作了说明，称“灾难报道挖掘个人故事，是为了让报道更加饱满，也是出于对人性的考量”。即便如此，灾难报道中这种“泛情感化”的报道倾向也还是值得警惕和反思。如果灾难报道仅仅停留在追求情感泛化上，那“灾难”的意义未免也太狭隘了。
根据观察，媒体在挖掘情感故事之外，还能有其他作为。
[if !supportLists]1、[endif]传递事实
大众媒体的首要作用就是“监测社会环境”，为社会生活提供信息指引。灾难发生，媒体有责任传递最新的事件信息。3月30日，木里县火灾发生，就在当天，人民日报、红星新闻等都第一时间发布有消防员失踪的信息，随后其他媒体媒体跟进，唤起了公众的注意力。4月1日，遇难人数确定，媒体又开始对外公布消息。这个过程中媒体很好地发挥了其信息功能。
2、沟通协调
4月2日，公众号剑客君发布了“牺牲的消防员最后一组朋友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转发热潮，于是社交媒体开启了大规模的缅怀和追思。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声，比如“火势这么大，为什么还要消防员去救火”、“救火的消防员专业吗”，对此，媒体发布文章进行澄清。例如人民日报于4月2日晚上八点转发了川报观察的“木里森林火灾：为何一定要救”，对“海拔4000的无人区！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救火！？”等言论进行回应。4月3日四川日报的文章《三问凉山火灾 ｜ 这场大火为什么一定要救？》，对“四川防火形势有多严峻？”、“为何选择扑救而非放任燃烧？”、“参与扑救的人员专业吗？”等问题进行了回应。同样地，还有中国日报的《30人牺牲因“中国救火不专业”？质疑前先搞清4个问题》。灾难发生后，网友出于事实的不明晰、情感上的义愤，发表一些质疑和看法，本身没有问题。这时出现的许多质疑，以及涉及的专业问题需要专家和业内人士来解答。媒体在这种时期就可以充当公众和专家之间的桥梁，起到了科普作用，同时也能促进社会交流。
3、深度透视
在灾难事故情况逐渐明朗过后，媒体需要对事件进行回顾和展望，对其中的许多问《进行深挖，并以此引起社会讨论。侠客岛在4月2日配发了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院吕德文的“告别烈士，更要告慰烈士》文章，从供需、专业化、基础工作等方面对消防工作进行探讨，让报道由灾难事故回归到了“公共话题”上来。4月3日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推出文章《凉山火灾背后：“林业第一县”的防火拉锯战》，用深度报道的形式，对火灾事故进行由表入里的讨论，对木里县的发展进行了透视，对“爆燃”进行了说明，以及对救援活动“几乎全员出动”进行了着墨更多的描述，让读者对火灾有个更加深入、全景式的了解。同样地还有4月4日澎湃新闻推出的《凉山，70小时》，也是对火灾进行了深度报道，还原了更多的细节。
由此我们看到，在灾难报道中，媒体可以从“事故还原——信息沟通——情感缅怀——深度解读——引发公共讨论”等多个方面展开报道工作，而“情感缅怀”只是其中的一小个环节。因此，灾难报道不能把报道“灾难情感”放在第一位，否则灾难报道就将充斥着各种悲情叙事或者“英雄主义”叙事。如果真是这样，“灾难”反映出的背后的“问题”就得不到更多关注，“灾难”的意义和价值也少了许多。
灾难报道，除了挖掘情感故事，媒体还能何为？思考这个问题时恐怕还是要回归到人们日报官位的签名上来——“参与、沟通、记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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