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里的歌

漩涡里的歌

——《川江号子》作者署名还原

文/庞国义 

老年陶鹏App

1971年，知青时代的我在沙坪坝一所中学代课，因离家较远，就在学校住宿。所带蚊帐无法挂起，总务老师找了两根废弃的又破又脏的烂木棒，把我带到校办厂木工房去，引荐给了正在挥汗忙乎的木工师傅。

我被眼前高大魁伟的“木工师傅”镇住了，他面带微笑，40来岁，眉宇间流露着一股英气和不容亵渎的神韵。身旁的木模制品已见雏形，几何尺寸、光洁亮度显示出主人高超的手艺。了解了我的意图后，他在不到20分钟时间里，把那两根烂木棒变戏法一样制成了一对工艺品般的蚊帐架。

据总务老师介绍，此人名叫陶鹏，过去是个演员，后来成了右派，现在是挂靠校办厂的木模工（业务自带）。学校提供工作场地和银行账户，净提二成收入。从此，“陶鹏”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晃40年过去了。

去年一次偶然观看怀旧碟片长影厂1955年出品的《猛河的黎明》，字幕上打着陶鹏的名字，扮演男主角藏族小伙达尔介。终于看见了年轻时的陶鹏，模样没有多大变化，但比中年发福的他要细长苗条得多。

陶鹏与王苏娅在影片中的镜头App

直到今年翻阅一本1999年出版的旧杂志《重庆文化史料》，才知道陶鹏不平凡的坎坷人生。

陶鹏父亲是川江上一艘木船的船长，童年陶鹏耳闻目染船工的艰辛和劳作时吆喝的号子，从小跟着吆喝，练就了一副好嗓子。1949年9月，陶鹏考入重庆中华戏剧专科学校本科表演专业。解放后，剧专公演歌剧《白毛女》，使陶鹏成为重庆舞台上第一个“杨白劳”的扮演者。

在浓烈的艺术氛围环境中，产生了把“川江号子”搬上舞台的欲望。他将自己在推船时喊的下里巴人“号子”经过艺术加工谱成曲，间插了一段朗诵词，编成了男声小合唱《川江船夫号子》搬上舞台。他自己担纲朗诵和领唱，在重庆和北京公演后引起观众和文艺界强烈反响。著名词作家光未然、作曲家马可等热情地对作品提出修改润色意见。

1951年6月，《川江船夫号子》在《人民音乐》上发表，同年又被灌成唱片在国内外发行，一时名声大震。随后调进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与王昆、郭兰英等演员成为同事。

拍完电影《猛河的黎明》，陶鹏从北京调往云南，随后又调到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农场种地。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返渝，住在李子坝嘉陵江边一间简陋的吊角楼里，为了生存，他不得不“跳烂套”，先后当过搬运工、“水猫子（不穿潜水衣的潜水员）”，还干过木工、混泥工、钢筋工等，家庭也发生重大变故。

1979年，年过半百的陶鹏落实政策恢复公职后，在重庆市话剧团当演员，其后，他在《重庆谈判》、《挺进中原》、《上党战役》等影视剧中，扮演了柳亚子、王若飞等角色。

1981年，峨眉电影制片厂以陶鹏的坎坷经历为线索，拍成了故事片《漩涡里的歌》。该片《川江号子》一曲，由已经成名的歌手李双江演唱：“穿恶浪啊闯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

令人遗憾的是，他创作的《川江船夫号子》，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歌选》等出版物中，作者署名变成了“四川民歌”，歌名也变成了《川江号子》。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给陶鹏要回署名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8年，陶鹏带着当年《川江船夫号子》的发表稿和署名唱片，以及重庆音乐家协会主席叶语、峨影厂导演刘子农等知情人士为他澄清事实真像的相关文章，数次往返于北京、成都和重庆之间，决心要回应当属于自己的作品署名权

1999年3月10日，人民音乐出版社经多方查证后，在北京与陶鹏签署了协议，肯定了他是《川江号子》的词、曲作者，付给了稿酬和精神损失费，约定在《中国民歌选》再版时，《川江号子》歌谱恢复陶鹏署名。

犹如失散近50年的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重归名下的《川江号子》使年逾古稀的陶鹏松了口气，晚年不再寂寞，他显得更加自信和坦然了。

谨以此文表达对陶鹏先生深深的敬意和迟到的祝贺与祝福！

《猛河的黎明》宣传画App

(本文作于2012年，不知陶先生仍在世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