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采访镜头，贾樟柯猛吸了一口雪茄，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形成共识，我对共识越来越不感兴趣。
他的电影看过一些，最喜欢《小武》，真实，原始，粗糙，无聊的静默中穿插别样的喧嚣。有段时间对它着了迷，特地找到剧本打印出来反复盘弄，并且暗下决心也要举起摄像机记录下什么。
电影《小武》
正如“对共识越来越不感兴趣”，与其给这个时代记录什么，不如为身边人的岁月，再说小一点，为身边人的小日子记录些什么。我准备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亲，一个教书匠。这个念头在2019年初萌生，我甚至编排了多个场景，包括他是怎么早起，穿戴整齐骑车往镇上去，到了学校怎么跟同事打招呼，怎么拿起新的一天第一支粉笔，怎么怒目圆瞪，怎么批改作业等等，背景音乐都挑的差不多了。我也为自己设定了角色，一个时光见证者，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再听他讲一堂数学课，看他写的阿拉伯数字还是不是多年前的风格。设想过这样的私人拍摄计划会有泡汤的可能，比如工作忙碌无暇顾及，临时出差不能回家等，万万没想到是因为一场疫情，2020年地球人的黑天鹅事件。
父亲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学期草草收场，疫情过后大概只教了两个月，对他来说颇不过瘾。每次开学前十天，他就睡不好觉，倚在床头睁着眼睛，问他想啥，他说在琢磨备课。今年的秋学期他不需要备课了，但也睡不好觉，一个运转了41年的齿轮突然停下了，一切还不适应。学校的开学部署会开过了，没给我分课，确定没得教了，父亲在电话里这么说。
去年跟学校领导提过，希望通过返聘的形式，让父亲继续教课，但因为经费支出有难度，只好作罢。与这些不太让人开心的事相比，县里的电视台策划了一期《教育动态》节目，简要地介绍了父亲的教学生涯，虽然用语刻板，拍摄老套，但父亲很高兴，将相关视频转发给我，并发在了家族微信群，叔叔说，做教师做对了！我们感到很自豪。
县电视台《教育动态》节目
父亲的教学生涯辗转了四个学校，都在我们镇的几个村子里，我的幼儿园和小学生涯共七年时间，与他一起换了三个学校。我是横着进幼儿园的，父亲将哭闹的我扛在肩膀，交给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幼儿园老师，他们都是同事，父亲跟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调皮的很，该教训的时候别客气！
教室里黑咕隆咚，人头攒动，吓得我哇哇大哭，张着嘴巴喊爸，只见他的头透过玻璃由清晰到模糊，飞快地去往自己的教室，他穿着我母亲做的布鞋，云朵一样悄无声息飘走了。
漫漫求学路就此铺开。早上，我背着书包，看着父亲从厨屋里将凤凰牌自行车推出来，用抹布擦一下大杠和车座，捏一捏轮胎检查是不是需要打气，再试一试手刹和车铃。我嫌他程序繁琐，多次后学会了聪明，听到他按车铃的声音才出房间，省的站着看他检查半天车况。
那时候的路还是碎砖头泥路，每次到了要颠一下的地方，父亲低头用他的胡渣戳一下我的头顶，说：抓紧车龙头。他骑得不快，两条腿就像缝纫机的转轴没上油那样迟钝。三十分钟的车程移步换景，我的头跟拨浪鼓一样，左右切换欣赏沿途的人间烟火，能够目睹一大坨粪便在牛屁股后头从产生到着陆的全过程，父亲随时跟路人打招呼，句式几乎固化：王老师上学去啊？对，上学去。你家儿子几年级啦？才上幼儿园。
人生最初的恐慌来自于一年级的场景：我和父亲到了学校门口，甚至是还没到学校，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已经嘈杂得很，一波高过一波，在大家如火如荼地接受知识滋养的同时，我竟然还在自行车上神游。父亲的车还没停稳，我便跳了下来，边飞奔去教室边埋怨他：都怪你！车骑得这么慢！
为了缩短通勤时间，父亲花了两百块钱，从三叔手里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红色外壳，飘逸的很，牌子叫玉河。我不需要再抱着冰冷的车龙头了，从后座搂着父亲，他一直挺瘦，我的小胳膊搂住他也不费力，选择右脸或者左脸贴在他透出暖意的后背，他时不时腾出手摸一摸我的手。那段时间，我体会到了清晨校园的万籁俱寂，听得到秋天皂荚树的黑色果子簌簌落下。父亲先带我去他办公室，那是个大开间，里头摆了十几张桌子，他告诉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不要到处乱跑，更不能动别的老师的东西。我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用他批改作业的红钢笔在隔壁桌子的本子上乱画一气。发现后，他一下子让我陌生起来，脱下外套，将我拼命往腋窝底下缩的胳膊扽出来，狠狠地打，隔壁桌的老师也来了，连忙说没事，他却打的更六亲不认。
陌生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摩托车毕竟是二手的，三天两头出故障，有一次骑到半路突然熄火，我幸灾乐祸地躲在一旁玩弄野草昆虫，一副隔岸观火的样子。附近也没有修车的地方，父亲想问题很周到，掀起车座，取出一块沾着油污的抹布，里头包着螺丝刀和铁钳等工具，他一个人撅着屁股又敲又拧，折腾半天。我偶尔还送上几句风凉话：买的什么破车，还不如自行车，我自己走啦？他不应声，喘着粗气，脖子上亮晃晃的。我试探着往前挪着步子，走几步往回看一眼，还没走出一百米，他开车追到我面前，胜利者的姿态，我不情不愿地上了车。
那辆摩托车因为反复出问题，母亲担心不安全，偷偷将摩托车卖了废铁，父亲责怪她应该将两个轮胎留下，可以给我留着夏天游泳的时候当救生圈。我记仇大概记到了下雪，自行车虽然慢，但南方冬天的风，带着湿冷，只要有，就跟刀子一样，剌得连皮带肉地疼。为了防风，父亲让我坐在车后座上，我像个淤泥里的蛏子，故意不让他检查我的手温，一碰就缩，搂得也不紧，若即若离。到了学校，一切银装素裹，我下了车强忍着严寒，也不搓手，也不跺脚，站在那瑟瑟发抖。父亲穿着一件黑色棉袄和黑色棉裤，鼓鼓囊囊，停好车，忽然张牙舞爪起来，挤眉弄眼做起搞怪的表情，嘴里发出咝咝声，胡子上和眉毛上挂着白雾，活脱脱一个猴子模样，逗得我咯咯笑，一坨坨热气跟刚摇起来的柴油机一样，突突地往外冒。看到我“冰释前嫌”，他到我跟前蹲下来，大手裹小手，哈着热气不停地搓，搓到恢复知觉，搓到红扑扑热乎乎，他说：把手揣兜里，去教室吧！
除了教六年级语文，父亲还负责学校的总务，经常开会，要么是学校的会，要么是镇上文教办的会，中午他会提前将我安顿到他学生家里蹭饭。好些日子，我跟着不同的小学长小学姐回家吃饭，家长一听是王老师的孩子，连忙从地里上来，额外再炒个鸡蛋或者炖只童子鸡之类，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某家的红豆饭，很是香甜沙绵，还有一家的辣椒炒鸡蛋，快马加鞭连扒两碗饭。有时候晚上也并不能放学就能回家，父亲将我安置到办公室便开会去了。写完作业，又没电视看，越等越困，索性躺在他办公桌上闻着清漆和木头混合的香气睡着了。等他开完会已是八九点，回家的路上几乎没有亮光，劳作了一整天的村民早已钻被窝睡觉了。我将手电筒架在车龙头上，父亲指挥我往更前方照一照，往左边照一照，往右边照一照。尤其是路过一块坟地，他叫我直直地往前照，不要乱晃，故意和我大声一点说话，问我今天的作业难不难，问我有没有开小差。
有次周五晚上，和往常不同，父亲回到办公室满脸笑意，说要带我去吃夜宵。原来他们开完会觉得时间还早，打了会儿牌，赢了一点彩头。父亲带着我和另外几个同事，在隔壁村找了一家菜馆，边吃炖大鹅边喝酒，我很少见父亲这么健谈，又说学校里的事，又说家里的事，我只是囫囵听着，享用着两只鹅大腿，并未理解他们话语中蕴含的江湖咸淡。
深夜到家，父亲身上的酒气比他手里拿着打包的炖大鹅更先一步进门，母亲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问他开会怎么还喝上酒了。在母亲的骂骂咧咧中，父亲的酒醒了大半，头脑清醒，对打牌避而不谈，一个劲地说炖大鹅好吃。最终是我出卖了父亲，蹦跳着说：爸今天打牌赢钱啦！他们几个一起吃的大鹅，两个鹅腿全是我吃的！第二天，父亲很早就去地里干活去了。
父亲对我的学习并未特意开小灶，在学校他忙他的课，在家他忙他的农活。我的学习成绩在二年级出现了危机，一度在倒数徘徊，课堂上开小差，课后跑到学校后头的水沟里摸鱼钓虾。语文老师是个中年妇女，狠角色，声音尖利，面对我课堂上回答问题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她搬出父亲给我施加压力，说：你爸就在隔壁那班级上课，再不用功学，让他亲自给你上课！
这样的恐吓对我没有效果，父亲根本没有空来给我上课，他是学校里的拖堂冠军，他的学生往往要利用下节课上课铃声响的功夫才能去厕所快速解决个人问题，很多次下课，同学都拉着我一起观摩他在拖堂的场景，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呀呀飞快地滑动，腰部跟着摆动，声音盖过了操场上的杂音，要是有其他班级胆大的学生敢凑到窗户口，他大喝一声：玩你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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