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生

李总出生在我们县高山上的农村，儿时的理想，就是一生有吃有喝，靠勤劳致富成为“万元户”。90年代，李总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便跟亲戚学木匠手艺。之所以选了木匠，是因为比石匠、瓦匠少了风吹日晒。

自古天旱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村有了手艺傍身，生活相对容易很多。出师后，李总就在城乡各处承接红白喜事和砌屋的木工活。有次，在山下的一个镇子上接活，房主看他20岁了还是单身，就热心给他做媒，介绍的是乡邻，一个叫秋艳的姑娘。

李总认识秋艳，她长得高挑白净，容貌漂亮，常来他做活的这家串门，时不时还和他聊几句。一听东家要给他们做媒，非常高兴，满口答应。媒人试探了秋艳后，就去她家提亲，结果被秋艳的父母一口拒绝——秋艳的姐姐秋凤还没找到婆家，我们这里农村有风俗，“姐不嫁，妹不找”，不然会被乡亲父老笑话的。

秋艳的父亲和媒人素有来往，他谢过媒人的好意，也不避讳说出自己的想法：秋艳在家是幺女，很受父母宠爱。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没种过田。可凭秋艳的长相，他们想把她嫁给吃公粮的人，跳出农门，免得以后吃苦。

见媒人一脸失意，秋艳的父亲就说：“那个小伙子和秋凤年龄相当，要不把秋凤许配给他，看他愿意不？”

媒人回去给李总说了，还把他悄悄带到田埂边看人。当时秋凤正埋头在地里割小麦，看着比妹妹略黑，个头矮点。媒人说：“你四处干活，顾不了家，家里就要一个上得厅堂、下得田地的人。”

这话说到了李总的心坎上。他虽然长得高大，面相憨实质朴，但心眼儿密实——谁不喜欢漂亮姑娘，但居家过日子，他更看重现实。他觉得结婚就是尊重传统，组建家庭，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过了两年，他和秋凤成了亲。秋凤是那种话不多、很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李总欣慰自己找对了人，更加努力地赚钱养家。而秋艳后来嫁给了他的同学，一个镇上的公办小学教师。

随着本地森林采伐过度，木制家具成本越来越高，市场兴起了“宝丽板”家具，李总的活路越来越少。常年游走在各地的他信息灵通，彼时私营小煤窑疯长，拉煤的货车紧俏，他就借了些钱，买了卡车，转行干起了煤炭运输。一来二去，他认识了不少煤老板，和其中一个姓王的老板关系搞得不错。

当时交通还不发达，私家车几乎没有。雨天乡村的机耕道路况很差，王老板进城去结款，每次都喊李总开车送，一来免去走路的辛苦，二来现金在车上更安全（一些煤老板被抢过）。

一般跟人结了账后，王老板都会去好酒店请业务单位有关人员吃饭，吃完还要去卡拉OK厅唱歌跳舞，什么流行就来什么。他花钱眼眨都不眨，钞票像纸一样扔了出去，每次拿到手的钱，请客差不多就花去了一半。对于李总不解的眼神，王老板摆出一副无所谓的笑容，拍着他的肩，道：“我们是非法经营，要保持长期合作，就要舍得，有舍才有得。人的一生，挣钱不就是享受，不都是吃吃喝喝？”

王老板视金钱如粪土，在业务单位像孙子，可他对矿上的工人却判若两人。他对工价算了又算，几个月才发一次工资。遇到工伤或死亡事故的赔偿，伤者和家属天天找他，好话说尽，几乎下跪，他才给一点钱。

有时李总看着车上大捆的十元钞票，真是眼红，心里不免羡慕嫉妒。王老板也是穷苦家庭出身，读书少，写自己姓名都费劲，他说，人穷命贱，就要不怕玩命，凭大胆去闯。

这话点醒了李总，他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他熟识了开小煤矿的套路，卖了货车，加上自己的积蓄，又找亲朋好友借了钱，承诺两年连本带息归还。他开车时常顺路载人，常帮忙给乡邻带货，攒了好口碑，大家认为他开煤矿，肯定要发财，也能让乡亲邻居在家门口挣上钱。

李总老家的山脉下面都是煤，他找了个懂行的土专家，开始在山上打洞。他在外围修简易公路，处理弃土，和村民们商谈占用土地的补偿。为了节约开支，秋凤被叫来干炊事员。

挖了3个月，土开始变黑了，马上要挣大钱了，李总说不出的高兴，逢人就散烟，还提前联系了王老板，说自己的煤窑出了煤后，暂时借他的名头销给他的业务单位。李总的堂兄是村干部，提醒他要去乡里或矿管办打点一下，谨防日后被查。可李总觉得“山高皇帝远”，不用过度紧张，周边乡镇多的是小煤窑，怕啥呢？

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县里正好组建了煤管局，由公安和武警带队，开始打击非法私采滥盗。李总的小煤矿立刻被人举报，被查封了。

他血本无归，负债累累，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2

随着大量非法煤窑被查封，很多拉煤的卡车也没活儿了，雇来的司机就都歇了业。车老板偶有货源，就找短期司机。破产的李总为了生活，只得帮人临时开货车，勉强糊口，没有富余的钱还账。

见李总难咸鱼翻身，需要用钱的债主就上门了。有个要钱给儿子结婚买家具的，看李总的家具是实木的，比宝丽板扎实耐用，就提出以家具抵借款，用车拉走了桌子、写字台、衣柜；于是接二连三的，家里值钱的、或能用的东西，都被债主们拿走了，连锅碗瓢盆都没放过。家徒四壁，秋凤绝望地嚎啕大哭起来，还欠着20来万，她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还完。李总蹲在墙角，心如死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债主们继续堵着门要钱，有时李总接的活儿还没干完，债主就去东家那里把他的工钱先结走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李总有个在深圳干活的师兄，回来探亲见他们这光景，便叫两口子也去那里打工。夫妻俩把儿子交给奶奶，趁着清晨的大雾，跑路去了深圳。李总凭木工手艺去了家具厂，秋凤进了电子厂。

在深圳一年多，天天同样的工作，月月一样的工资，刨去生活花销，略有节余，但要还完账，不知何年何月。师兄在城乡结合部做小工程，给城中村居民砌楼房，外租给打工仔。李总想多挣钱，就去了师兄的工地做一些木工活，学了水电安装，若有房主房子砌好了要简装一下，他就包了。就这样，他装了不少套房子了，因为不计较小事，靠谱，很多房主和他成了朋友。李总也细心，平时爱观察别人装修得漂亮的房子，有时还去书店翻看流行的装修样式。

工地上没活干的时候，李总就去找临时帮人拉货的兼职，后来干脆晚上帮人开出租车，虽然人辛苦，但收入比打工强多了。

秋凤在电子厂是流水线作业，两班倒，工资不高，但她特别节省，很少买衣服，更别说化妆品和首饰，连吃的都是挑市场里最便宜的买，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债还清。李总发现深圳物价高，吃饭贵，街上有很多流动快餐生意不错，就和秋凤商量，不如她也从电子厂出来试一试。于是，秋凤辞了工，针对几个人口打工大省的口味，做“家乡风味”快餐，就在他们住的城中村周边的大厂门口卖。她主打薄利多销，生意还不错，只是卖盒饭的三轮车常被治安联防队驱赶、罚款，甚至没收。没事时，李总也来给妻子打下手，看见联防队，就买上好烟和他们套近乎。

联防队员基本都是城中村里的人，知道李总是搞装修的，有人家里门窗和水电出了毛病，都叫他去修理，李总就无偿帮忙，有给钱的也婉拒，总是言辞恳切地说，“今后单位或熟人有装修生意时，请帮着关照一下就行了”。于是，联防队对秋凤的流动餐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若上面有检查，还会提前通知她白天别出来。

联防队小张的姐夫是税务所的王副所长。王所长新购的学区房要装修，小张就把李总介绍了过去。李总把王所长带到他装修过的房子进行实地考查，王所长看了，还算满意，加上李总的出价低，就决定交给他干。协商付款时，王所长说，买房和装修开支太大了，工钱要完工3个月才能一次性付清。

李总满口答应，他知道王所长是在担心装修质量，所以全力以赴，尽量做到精益求精，又为节省成本，很多活儿都是亲力亲为。王所长看装修进度较慢，叫李总加人，李总就憨笑着说，“王所长，你信得过我，我哪能马虎对待？别人干我不放心，工程慢点，质量才有保证”。

这话让王所长很受用，对李总更放心了。

王所长在单位管个体税户纳税这块，很有实权。学区房的装修接近尾声，有两家新开的商店要装修，他就出面给李总接了过来。这两个项目还没做完，王所长又帮李总接了个要升级改造的商场。工程多了，李总就招兵买马，他只负责管理了。

李总觉得王所长是自己的贵人，学区房的工钱，全给免了，时不时还会请王所长吃饭，逢年过节都会上门拜访。后来税务所新迁的办公楼装修，项目也承包给了李总。

除了帮忙介绍业务，王所长还引荐李总结识了一些生意上的新朋友。几年打拼下来，李总还清了欠债，也有了余钱。面对车水马龙的深圳，无债一身轻的他，心情无比舒畅：“咱终于翻身得解放了！”

3

李总和秋凤外出打工后，儿子成了留守儿童，在镇里上了小学后，没文化的爷爷奶奶课余也管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下。李总在深圳见多了拿高薪的名牌大学生，也见多了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或是在底层干最苦最累工作的农民工，深知农村孩子只有靠读书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学是儿子读书的关键阶段，李总叫秋凤回家去照顾儿子。秋凤有些不愿意，觉得俩人应该一起再奋斗几年，挣了钱回老家在城里买套房子。她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城里人，况且，李总的师兄那两年回老家时，四处吹嘘自己这个师弟现在成了“承包头”，在深圳挣了大钱——而本乡本土那些在外面挣了钱的人，不是在老家砌了楼房，就是在城里买了房。

这年春节他们也回了趟老家，乡邻们嘘寒问暖地讨好，让他们很是扬眉吐气。李总父母和他兄弟住在一起，他就把兄弟起的水泥毛坯房里外翻新了一遍。对那些曾帮过他的乡亲父老，他也出手阔绰，不是送礼，就是请吃饭，为了面子，不顾里子。

已经做了村支书的堂兄告诉李总，他当年被查封的小煤窑，经过自己的运作，拉了王老板和几个有钱有权的人物参股，又开封偷偷生产好几年了。如今，王老板又投资了船运，还出钱给家乡修桥修路，在地方上名声响亮。酒喝多了，堂兄就打趣说，要是李总当初听了他的话，打点了要害部门，小煤窑不被查封，那后来肯定能成为村里的富人能人，带着乡亲们共同致富，“支书就是你的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总暗暗发誓，自己要在大城市好好打拼，也要成为人生赢家。

李总让秋凤放心，说在城里买房的事由他来完成。这些年深圳发展很快，高楼愈来愈多，他们住的城中村都被征用，起了高楼，有的村民分了很多套房子，有的村民拿了高额补偿，都成了千万富翁。李总在当地的装修业已小有名气，生意基本没断过，照这样顺风顺水地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就发了。

“儿子是咱们的未来，前人强不如后人强，所以耽误不得。孰轻孰重，你仔细琢磨琢磨。”在李总的规劝下，秋凤不舍地从深圳回来了，两口子花高价让儿子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秋凤闲不住，来了我们公司干炊事员，晚上住在公司当值守。

她妹妹秋艳如今在城里搞美容，有房子。秋凤儿子基础差，寒暑假都要花钱补课，节假日就在小姨妈家住。公司放假时，秋凤就锁了大门去和儿子、妹妹团聚。她总用亲身经历教育儿子刻苦学习，孩子懂事，默默听着，也没有逆反心理。

秋凤回老家后，李总为了多挣钱，没日没夜地干活。为了省钱，没有应酬时在家就吃方便面，后来只要闻到方便面的气味，他就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业务需要时，他也请吃请喝，请客户或朋友去唱歌、按摩。除了吃喝时，他一般都是坐在一边等着，别人提了裤子走人，他在后面买单。有相熟的小姐常戏弄他，在他身上乱摸，师兄也嘲笑他老土，不懂享受，枉为男人——师兄的老婆也在老家照顾子女和老人，他在深圳又找了个年轻的打工妹同居，还生了孩子，听说他的家人都知道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但全装聋作哑，只要他按时打钱回来。

李总也想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一想到这些都要花钱，就对自己说：为业务买单那叫投入，自己享受则是浪费。他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儿子的教育，买房，父母的养老，有限的钱，他要用在刀刃上。

4

师兄为人精明，看外贸生意赚钱，就转了行，又和两个人合伙投资准备开一家川鄂菜的酒店。之前他们找了几家装修公司，都谈崩了，后来就找到了李总。酒店师兄占股不大，由于装修要“全垫资进场”，李总怕以后结算时扯皮，就对另两个大股东进行了一番调查，知道一个股东是某公司的老板，一个是有点权力的公务员。

工程利润可观，但风险也大，李总有些犹豫不决。师兄拍着胸脯打包票：“你放心，资金没有问题，只要工程验收合格，全额付清。”又自满地说：“我们酒店前景是光明的，他们一个有经营管理经验，一个有人脉关系，小鸽（师兄的情人）负责前台和结账。”

架不住师兄的唾沫星子，李总终是抹不开面子，只同意“包工不包料”。他跟师兄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垫资，我是做这行的，材料商家熟，晓得哪家便宜，我可以劝他们先拿货、后结算。但必须你们自己去谈价，以你们的名义挂账。”

他带着师兄去找了几家熟悉的建材商，一个姓蔡的老板同意先挂账。几年的合作关系，蔡老板是相信李总的，但因为没和师兄没打过交道，不了解底细，提出要李总担保。担保的风险李总清楚，自然咬紧不答应。眼看合作要泡汤，师兄给李总使了个眼色，财大气粗地说：“我们资金没问题，他帮着担个保，小事儿一桩。”说完，师兄就叫李总表个态。

师兄和蔡老板都望向李总。李总被师兄将了一军，言不由衷，只能顺口应付道：“我担保嘛。”

大家都想赚钱，这事就成了。事后李总有点后悔，但想到反正也没在白纸黑字上签名捺手印，如果对簿公堂，也没证据。从开始做装修那天起，他基本上没和别人扯过皮，有人欠过他工程钱，后来也都慢慢收完了。他觉得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一想到那笔可观的收入，他心里的那点阴霾马上就散开了。

李总组织人马，全力投入到项目中。酒店的装修有序推进，不过在拿建材时，蔡老板还是要李总交了一笔押金。因为是熟人，又交了押金，蔡老板也没像过去的大宗生意那样让李总写个书面承诺担保书。

辛苦了大半年，酒店终于装修完了。通过验收后，酒店择日开了业。之后李总三番五次找师兄他们要求结付工程款，却被他们推三阻四，没讨到一分钱。酒店几乎天天客满，蔡老板也在等着他们结账，工人们催着李总结工资，李总只能先给他们发了必须的生活费。

李总去找师兄，师兄叫他等几天，说他来处理。过了俩月，李总和蔡老板拿到了1/4的钱，李总赶紧结了工人们的部分工资。又过了一个多月，李总的父亲检查出了癌症，兄弟媳妇打电话急切地说：“我们的钱都用完了，这么多年你没照顾过爹妈，我们没说啥，现在爹是死是活，后续就靠你了。”

李总将余钱给兄弟转了过去给父亲做手术。他横下一条心，天天去酒店里守着，死缠着师兄他们，又要回了一些工钱。

营业半年，酒店的生意就不行了，原来之前的热闹假象，都是亲朋好友同事关系户们来撑场子。拿不到钱，李总又去找师兄。师兄愁眉苦脸地说：“不瞒你说，连我都上了他俩的当。他俩玩的是空手套白狼，都是我投的钱在运作，他们指望借鸡下蛋赚钱，结果是鸡飞蛋打。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生意哪天能好转。”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李总对师兄满肚子火气，又不能把那两位老板怎么样，只能悔不当初。

蔡老板对那两个老板也没办法，人家黑白两道通吃，蔡老板要天天开门做生意，哪敢拼个鱼死网破？他奈何不了酒店，就盯上了李总，虽然知道他亏了不少，但只讲一句：“你是担保人，酒店没钱，就该你给。”

李总听蔡老板唠叨多了就烦了，干脆不承认自己担过保。蔡老板愤怒地指责他不讲良心，认为是他和师兄专门做局来坑自己，见同行就说李总为人不诚信，是骗子。于是，李总进了建材商们的黑名单，再用材料时，老板们就不敢赊货给他了，只能现金交易。此后，蔡老板不断恐吓、威胁李总说：“不给钱，你一外地人，绝没好日子过。”

李总找王所长说情，蔡老板诉苦一番，看在王所长的面子上，说：“我也不赚钱了，现在只要他按成本价把钱结了就行，一次给不行，分几次，订个协议。”可李总根本拿不出几十万。

蔡老板为了逼李总还钱，经常找些小混混去装修现场捣乱，李总外出时都有人跟踪。有两次，黑社会把李总堵在屋里，他报了警，警察来了，询问了情况，叫蔡老板走法律程序，又叫李总最好赶紧筹钱，息事宁人。

李总再也不敢接业务了，只能悄悄收过去没结完的工程款。

5

就在李总绝望之际，秋凤叫他回老家来，给我们老板装修乡下老家的房子。就这样，李总不声不响地寻机从深圳溜了。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李总尽心尽力给我们老板装完的乡下豪宅，在落成庆典时，埋在墙里的暗管却爆了，水流遍地，让老板娘在众人面前丢了丑，觉得李总水平不行。本来装修价就低，李总指着我们老板承诺以后给他接业务的事，由此也黄了。

李总很懊恼，深圳是回不去了，只有在老家找事做。他去了我们县新城开发区两个刚竣工的楼盘找业务，可楼盘前有十多家装修公司和工作室在摆摊设点拉生意，都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电脑效果图华丽丽，价格也低。李总不会用电脑软件，以前赚钱是凭手艺和价廉物美，人传人的口碑。过去为了控制成本，人员都是“游击队”，这次给我们老板装修，找的几个水电师傅都不了解底细，技术太“菜”，所以出了纰漏，吃了大亏。现在他一个光杆司令，要人没人，要样板房没样板房，要口才没口才，要关系没关系，拿什么接装修的业务？

他也想做别的工作，可在小县城，连扫大街都要人脉，广告上招的服务员保险员销售，要求都得是年轻人。闲时回老家看看父母，他还得在大家面前装有钱人，否则谁都瞧不起。

老家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守的都是老年人，人死了连抬棺材的人都难找齐。他兄弟两口子在镇上包装厂打短工，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李总的老父亲用了大笔费用保住了性命，但生活难以自理，药不能断，都是老伴勉强在照顾，每月必须给他们生活费。看着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老父老母，李总不能陪伴尽孝，心里满是内疚和亏欠。

无所事事又心烦，李总就成天喝闷酒。

我们公司有个跑了几年的面包车要转卖——老板说这车有损公司形象，其实是因为亏损，要减少支出。当年买这车，是因为政府开展“车辆下乡”，农民购车有财政补助，老板见价格划算，便用他母亲（老太太是农村户口）的名义买回了公司，专做“黑车”。我们这里煤矿多，都要用炸药。但炸药是违禁品，公安管得严，都是计划供应。我们公司的煤矿不够用，老板就以建筑工地的名义另外获得审批，专车送到工地后，深夜再由这台面包车转运去煤矿。

秋凤听我说车况不错，就把车买了，让李总跑起了“黑面的”（就是非法拉客去乡镇）。

我们和县运管所联系密切——他们平时执法检查，就是抓“黑面的”和不缴货运管理费的车辆，春运时24小时都在巡逻检查，抓了就罚款。但小地方关系无孔不入，常常他们的执法车一出动，就立刻有人通风报信，黑车们就四散逃避。于是，他们为了提高行动的隐蔽性，经常找我借公司的那台面包车用。所以李总开始跑黑车，他们一直以为那还是我们的车，从来没有查过。

但时间久了，就有人把李总举报了。执法队长问我情况，我就打马虎眼说，那车经常送我们老板乡里的亲戚和煤矿工人，没有对外营运。然后又赶紧给李总打手机，叮嘱遇到执法队检查时一定咬住别松口。

我们县高山上有个松林寺，香火旺盛，但交通不方便，没有公交车营运。我和住持算熟，和他联系后，叫李总开车专门接送去寺庙的善男信女。这个生意利薄，发不了财，但不在执法队的眼皮底下，生活有保障。但李总一直心有不甘，有时晚上收了车，便喊我出来喝点小酒，一方面是感谢，一方面也是疏解自己的情绪。

6

李总还暂住在小姨子秋艳家里，连襟兴国在城郊小学当老师，小个子，精瘦，天天骑摩托上班，早出晚归。秋艳在城里开了多年美容店，前些年生意好时，在城里买了房子，这几年行业竞争大，生意大不如前，人就有了脾气，在家唯我独尊。干美容多年，她见识了很多俊男靓女，认识了很多土豪富翁，对比自己丈夫的形象和收入，她觉得兴国就是一副穷酸相。她心里越发不平衡，常常对丈夫言语嘲讽，兴国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一声不吭。

李总的儿子没有让父母的心血白费，上了个普通大学的本科，其间自愿去部队当了几年兵，却没能进军校，又回到了大学课堂。李总和秋凤支持儿子毕业后留在大城市找工作，反正回老家就只能考公务员。而秋艳的女儿小雯，从小到大都是花高价读的重点，没考上高中，大学上了个民办三本，在学校里得过且过，爱打扮，爱追星，还谈起了恋爱。

一天晚上，秋艳和小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秋艳要女儿把心思多放在读书上，希望她抓紧时间准备考公，不要恋爱。小雯说她不尊重人权，只看重成功，成天在家叨叨，像是更年期女人。母女俩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李总跟兴国劝了几句，毫无作用。

最后，小雯气冲冲地摔门而去，怕女儿有什么闪失，兴国跟着追了出去。秋艳崩溃地哭了。边哭边歇斯底里地诉说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不易，说着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幽怨地对李总说：“我真是命不好，那时我嫁给了你，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她的话，让李总错愕又莫名其妙。李总想起有时两人单独在家，秋艳总会做几个精美小菜，还开红酒和他对饮——是不是自己的到来，加深了她对家庭的不满？

李总一直是羡慕秋艳的，她早早就在城里安居，丈夫在体制内工作，工资有保障，老了有退休金，她也缴了社保，生活稳定。李总没缴过社保，前年他咨询过，社保局说如果没有单位，就由个人全缴，有些贵，且缴费基数每年都会上涨。秋凤在公司打工，刚缴了几年，他没想过自己老了怎么过活，想了也是茫然。

他觉得秋艳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些早年和她一样的农村姑娘，嫁给工人的，工厂破产了，很多夫妻都像自己和秋凤一样到处打工，家里老的小的都管不了。是不是秋艳认为他在外面挣了大钱？平时在秋艳家他总买菜，节假日还请大家去外面吃饭，可他的大方，是感谢小姨子无偿给自己提供了住所。

自此以后，李总在秋艳家就有些尴尬了。他希望秋艳是说的无心话，但小姨子的眼神让他很不自在。秋凤晚上要在我们公司值守，李总不方便来留宿，为了逃避，他就以跑夜车为借口，经常在面包车里过夜。他开始留意城里房子的出租信息，想找个便宜的房子出来住——之前对秋凤许诺的买房子，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

2017年初夏，师兄给李总打来电话，说蔡老板找了清欠公司，专门派了几个清欠人员，正在来老家的路上。李总放下手机，给我知会了一声，便跑路了。

要债的人找到秋凤，秋凤说儿子一岁时她跟李总就离婚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扯结婚证，当年农村的结婚证是在乡文书那里办，他们去找过两次，文书不是开会就是下村去了，后来忙，就没放心上了，反正公开办的婚礼，亲朋好友都参加了，有证无证，都要双方自觉维护。

要债的人没招儿了，就到李总父母家去了，赖着说不给钱不走。李总的堂兄找来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村民，把他们撵了出去，并恶狠狠地对他们说，再碰见他们进村，就打折他们的双腿，叫他们爬着回去。

他们又来公司找秋凤时，秋凤已经因为公司效益不好被解雇了。他们送我一件小礼物，想打听秋凤去了什么地方，我一脸正经地说：“秋凤去了东北，听说她老公在东北搞装修。”

怕蔡老板的人复又找来，躲债的李总和失业的秋凤，只得再次背井离乡，去了长三角的大城市打工。李总在电话里给我说，现在外面也不好找事做，他年龄大了，只找了物业管理工作，秋凤当了保姆。

我安慰他说：“你儿子毕业已经工作了，日子会轻松起来的。”

他说：“儿子要成家，成家必须买屋，老人都还在，要钱送上山（安葬），我们还得努力拼老命。我是生命不息、挣钱不止。”

我心情沉重，无语地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