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桂林、来源澎湃新闻
过去在北京的海淀区有一个六郎庄村,以出产著名的贡米京西稻饮誉京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还是绿柳婆娑,河渠交纵,一派水乡景色。“万寿山下莺歌燕舞,昆明湖畔柳浪稻香”这句很有大跃进时代感的诗,就是这里的写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个古老的京郊村落,逐渐沦落为杂乱的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村内私搭乱建,见缝插针,一片狼藉。进入新世纪,六郎庄终于被拆迁,消失了。
田世光这个六郎庄村,是现代花鸟画家田世光先生的故里。田先生生于1916年,生于斯,长于斯,应该算是十足的老北京人了。和旧时代大多数有成就的画家不一样,田先生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画家不是文学家,他不是用写诗作文章来歌颂家乡美。而是用画笔,把他对家乡的情感倾注在画面上。我们从田先生遗留下来的画作上,经常看到“于柳浪庄上”“作于昆明湖畔柳浪庄”等字样。曾见过一幅田先生画的表现豆棚瓜蔓的花鸟图,画题是“写我庄头小景”,可见田先生对这片故土的眷恋之情。柳浪庄即六郎庄的谐音,是很具诗意化的谐称。
田世光作于柳浪庄写生昆明湖畔田世光先生绘画最大的成就,是继承了宋元派双勾重彩工笔花鸟画的传统技法,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使沉寂、失传了三百年的宋元画派工笔重彩花鸟画艺术,得到了复兴和发展。早在1938年,那时田世光先生才二十二岁,青春年少。他的画作《竹枝伯劳图》,就得到了京津画坛领袖、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周养庵先生的激赏,感叹“此法三百年来未有矣”。作为中国画的一个重要流派,工笔花鸟画历史悠久,宋元时期达到高峰,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却因为士大夫文人画的兴起,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工笔花鸟画日渐式微,甚至在咸丰和同治年间终成绝响。
难怪见多识广的周肇祥要发出这样的感叹了。美术史论家薛永年先生说,:“二十世纪花鸟画的变化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贴近了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不再画鲜花瑶草,也不再画文人喜欢的书斋点缀,而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寻常花鸟。第二是普遍取法宋元,以写生、默记来师法造化,提高造型能力,精微地表现物态,田世光就是其中的代表。”1958年,为配合党的“百花齐放”的宣传方针,郭沫若发扬大跃进的精神,用十天的功夫,写了一百零一首“百花齐放”组诗。这组诗的最大特色,是从对花的形态的描述,上升为对政治命题的说明,开了政治化咏物诗的先河。举一例说明,如:“鸡冠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像样。”这组“百花齐放”诗,在当年热闹得很,可谓哄传一时,还出版了多种形式的诗配画的高规格诗集。其中,“印制之精细,费工之浩大”,则推荣宝斋木刻水印的《百花齐放》最为经典。当年于非闇、俞致贞、田世光三位画家受命为郭沫若的“百花诗”配图,一诗一画。
不久,于非闇去世,俞致贞患病,任务全压在了田世光先生身上,他独自完成七十二幅配图,成就了一代经典。《百花齐放》配图,成为田世光先生的巅峰之作,博得了世人赞美。
1964年,中国邮政采用田世光绘制的牡丹图,发行了志号为“特61”的牡丹图邮票和小型张。田世光采用双勾重彩手法描绘盛开的牡丹,表现出牡丹婀娜多姿、雍容华贵的风范,极具艺术价值,他也因此被尊称为“牡丹之父”。随着传邮万里,田世光的大名更是享誉中外了。
田世光送周肇祥田世光花鸟田先生的故里六郎庄村,是有资格记入美术史的。因为这里不但出了一个田世光,当代许多画家名师,也都曾在这个村子里留下过足迹。至今村里的老人还记得这些故事。六十年代初,叶浅予、罗铭、陶一清等画家,响应号召,下乡写生,就住在六郎庄田先生家。他们到村头河边,采风写生,走遍京郊大地,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田先生的学生如李燕、常沙娜等人,求学问业,也常到六郎庄来,他们吃住在田先生家,有时还跟随老师到田间地头干农活,体验生活。田先生的学生龚文桢先生,八十年代调到画院工作,我们在一起闲聊时,他还多次提到六郎庄,那“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动人记忆,是我们共同的话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画研究院在颐和园藻鉴堂成立,田世光先生是第一届院委,近在咫尺的六郎庄田先生的家,得地利之便,更是高朋满座,村头巷尾常能见到知名老画家的身影。这景观放在全国的乡村里,都是绝无仅有的吧。据说,当年研究院选址建院,也曾考虑选在六郎庄附近,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实现。
说起六郎庄我一点都不陌生,五十多年前,我的住家离这里不远。依时风,我们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参加学农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学校的学农劳动,都是定点到六郎庄来。那时的海淀一带,“村村杨柳水塘环”。六郎庄更有一望无边的稻田。从海淀西上坡转向西,有一条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两旁是浓荫蔽日的垂杨柳,树上蝉鸣不断,伴随田里的蛙鸣。路边散落着一些长石板,泉水从石板下涓涓流出。我们学农劳动,主要是在农忙的三夏和秋收的时候来。小学生年龄小,干不了重活,只是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往场院里抱社员收割完的稻子。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在稻田里捉蚂蚱。海淀的孩子们把稻田里的蝗虫叫“油蚂蚱”,因为看上去绿油油的,还有一种油蚂蚱的近亲叫“大扁”,头尖尖的。在这里捉蚂蚱、抓大扁,是学农劳动时候最开心的事。
写我村头所见六郎庄这个地名,最早在明代的文献里就出现过,当时叫做“牛栏庄”,可能是因为这里水草丰沛,是天然放牧的好地方。清代以后,人们又附会杨家将的故事,牛栏庄谐音为六郎庄。故老口口相传,杨六郎曾驻军在此地,村中的小狮子胡同,就是因为有杨六郎的拴马桩而得名的。积非成是,此后六郎庄成为正式官称,牛栏庄则无人知晓了。类似的情况,在京西还有不少村庄也是这样。如离六郎庄不远,有一个挂甲屯村,传说是杨六郎挂甲歇马的地方。其实这个挂甲屯,原名叫“华家屯”,和杨家将水米无干。其他如“望儿山”“亮甲店”“六郎塔”等等地名,都和杨家将故事的传说有关,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民俗文化现象。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曾将六郎庄改名吉祥村,虽出自金口玉言,现在却连知道的人都不多了。
于柳浪庄闻莺馆八十年代初某一天,因为什么事我到六郎庄村来。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村内还没有外来人员,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安静、朴素,还有点破败。“垂柳依依村舍寒,新苗漠漠水田稠”,就是那时的景象。村内很有年代感的青砖大院比比皆是,讲述着曾经的繁华。历史上六郎庄紧邻禁苑,位置特殊,环境优越,许多达官贵人曾结庐此地。村内现存的督察院、张中堂胡同、荣中堂胡同等地名,都是过去历史的遗存。朋友特意带我到小狮子胡同看看,传说中的杨六郎拴马桩,自然是没有的。朋友指着胡同中一座深宅大院说,这就是大画家田世光的家。我向里望了望,也许田先生正在“闻莺馆”里品茗作画?虽然我和田先生有过数面之缘,但终于没有勇气推门而入。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这个很有传奇色彩的古村落,被整体拆迁了。所幸田先生逝世于1999年,没有看到他的家乡最后的谢幕,走时的心情应该是平静的。据悉,田世光先生故居被原址保留了下来,已成为海淀区的一处文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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