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这进步的风暴越吹，我们离天堂就越远呢？
1978-1979年中南半岛的武装冲突促使我写了《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而转眼间，这场冲突已经过去了十二载，它似乎已经成为了另一个时代的印记。当时我总觉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这一想法始终在我脑中挥散不去。如今这些国家中的一半已经变成了历史天使脚下的断壁残垣，剩下的一半生怕不久会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幸存者们面临的是内战。千禧年到来之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恐怕除了“共和国”之外不会留下什么别的东西了。
人们是否应该预见到这一切呢？1983年我写到：苏联“不仅是19世纪民族主义出现前王朝国家的受益人，而且是开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民族主义摧毁了那些庞大的多语言、多种族帝国，这些帝国一度统治着维也纳、伦敦、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马德里，但在追溯它们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看到那都已经铺到了莫斯科的导火线。尽管这有点让人忧伤，但让我欣慰的是，历史似乎比作者更好地证明了这本书的“逻辑”。
过去的12年里发生巨变的不只是世界，还有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不管是在方法上、规模上、复杂性上，还是单纯从数量上来说。单单是英文著作，就不胜枚举，举几个关键性的文本：J.A.阿姆斯特朗（J.A. Armstrong）的《民族主义形成以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1982），约翰·布罗伊尔（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义与国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2），厄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米洛斯拉夫·罗奇（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1985），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P.夏特吉（P. Chatterjee）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1986），还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1788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8）（1990），这些著作所覆盖历史范围之广、理论力量之大，足以将讨论这个主题的传统文献全都扫落一地。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孕育了许多其他学科的作品，包括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它们都开始从民族主义和民族的视角来探究自己的研究领域。[1]
改编《想象的共同体》的工作量十分巨大，完成改编让这本书反映出现实世界与文献研究中的巨大变化已经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范围。因此最好就让它保持原样，留有其独特的风格、剪影和情绪，像一件“未经复原的”特定时期的产物。有两件事让我感到特别欣慰。一是，原先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发展前景仍然不明朗；二是，《想象的共同体》中使用的特殊方法和关注点仍被后来的民族主义学术圈所采纳，尽管只处于边缘地带，但至少这意味着它还没有被取代。
在这一版中，我只是尝试更正第一版里的一些事实错误、概念和解释，在第一版里这些错误原本都是应该避免的。这次更正保持了本书1983年版的一贯风格，包括对第一版做的一些改动和新增的两个附录性章节，这两个章节并不影响本书原有的正文结构。
在第一版的正文中，我发现了两处严重的翻译错误、至少一处未实现的预言和一处容易误导读者的强调性文字。1983年的时候，我还看不懂西班牙语，当时草率地采用了由利昂·格列罗（Leon Ma. Guerrero）翻译的荷赛·黎萨（Jose Rizal）的《社会之癌》（Noli Me Tangere）的英文译本，尽管还有其他更早的译本。直到1990年我才发现格列罗的译本简直漏洞百出。而一段出自奥托·鲍尔（Otto Bauer）《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的重要引文，其篇幅较长，我则偷懒地使用了奥斯卡·贾希（Oscar Jaszi）的译本。在我查证了德文原文之后，才发现贾希的政治倾向严重地扭曲了原文的意思。我曾在至少两篇文字中许诺说要解释巴西民族主义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为什么发展得这么迟，其异质性又体现在哪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在这一版中，我会试着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原本打算强调民族主义在新世界中的起源。我一直认为有一种不自觉的地方主义在长期渗透，扭曲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化过程。欧洲的学者常常狂妄地认为凡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东西，都起源于欧洲。因而不管他们在论证“赞成”民族主义还是“反对”它的时候，都简单地把“第二代”民族语言民族主义（匈牙利、捷克、波兰等）作为他们建构模型的基础。我很诧异地发现，在很多对《想象的共同体》的介绍中，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地方主义竟未受到关注，而且讨论美洲起源的那一关键性章节也基本被忽略了。所以不幸的是，除了将这个章节更名为“克里奥先驱者”之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来立刻引起他们注意了。
两篇“附录”则是试图修正第一版中出现的严重理论错误。[2]有一些较为友好的评论家认为第七章（“最后一次浪潮”）过度简化了早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建构模型的过程。而且本章没有认真分析当地的殖民地政府对这类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分析了宗主国对它们的影响。同时，我不安地认识到，那个我认为对思考民族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元素——对时间理解的不断变化，显而易见缺少与它对应的另一元素——对空间理解的不断变化。一位年轻的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写了一篇非常了不起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刺激了我去思考地图绘制对民族主义的想象所产生的影响。
因而“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这一章就分析了19世纪的殖民地政府（及其促使的政策）是如何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辩证地创造了民族主义的基本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最终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与之宣战。当然，人们甚至可能会说早在这些当地的对手踏上历史的舞台以前，殖民地政府就假想了它们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不祥的预言。人口调查对人进行了抽象量化/系列化分析，地图最终将政治空间标志化，而博物馆构建了一个“普遍”、世俗的系谱，这三者紧密相连，共同阐述这一猜想。
第二篇“附录”的起源着实让我羞于开口。我曾在1983年引用了勒南（Renan）的一段话，当时我完全没有理解这段话就贸然引用，我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了一段反讽意味的话，而实际却别有风趣。这件事也迫使我认识到我对新兴民族是如何、为何将自己想象为古老民族的解释并不清楚。那些在学术写作中常见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把戏、资产阶级幻想或者是被发掘的历史真相，现在都让我觉得更有深意和趣味。或许在某个历史节点，“古老”是“新奇”的必然结果呢。如果民族主义像我设想的一样，是意识的极端表现形式，那么意识到这种断裂的存在和忘掉古老的意识，不就会促使民族主义创造出自己的故事吗？从这个视角来说，19世纪20年以后的大多数民族主义思想所呈现出来的返祖式幻想特征只是一个偶然现象，真正重要的是19世纪20年以后民族主义“记忆”与现代传记与自传的内在前提和惯例之间的结构性的结合。
这两篇“附录”在理论上可能各有优缺点，同时也有很多较普遍的限制。“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的数据都取材于东南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区域为通过比较来实现理论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因为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都殖民过这一区域，而只有泰国未被殖民过。尽管我的分析在这一区域而言是合理的，但是否能够应用到全球范围仍有待检验。在第二篇附录中，我所使用的实证材料都较为粗糙，它们几乎全都与西欧和新世界有关，而我对这些区域的认知尚不充分。尽管如此，我必须将焦点放在这里，因为民族主义的失忆症最早就是从这儿发声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991年2月
[1]霍布斯鲍姆曾大胆地将这种学术爆炸总结为民族主义的尾声：在黄昏飞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Minerva’s Owl）。【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司工艺、智慧与战争的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之时才开始它的飞翔，语出黑格尔（G.W.F. Hegel）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1821）的序言。】
[2]第一篇附录改编自一篇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于1989年1月在卡拉奇举办的研讨会所准备的一篇论文。第二篇附录最先发表在1986年6月13日的《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的一篇题为“讲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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