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不情愿：其一是不想再续写艺术源于痛苦的命题。这是犹如妇女生产般的疼痛过程，每一次都是身心的洗练、巨大的折磨，感同身受着每一位艺术家的苦楚与酸痛。
早已不能以理性客观的语言表达了，而只沉浸在无底的深渊等待。艺术的绚丽与多姿流于对痛苦的起源的观照，尽失其华，光彩不在。
本来艺术是对至美的无限追求，却被无尽的痛苦裹挟，迷失了赏心悦目的本质，而归于忧愁暗生的复制。
其二是不想再将这一命题与女性勾连。人生而不平等，由生理决定的男女两性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历来为女权、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
但我们不是天生的弱者，我们敢于挑战男权的强势，以其边缘的姿态傲视中心领地。女性主义之路任重而道远，因而女性艺术家披荆斩棘之后遍体鳞伤，纵使大放异彩也代价惨重。
基于此，今天将艺术源于痛苦作结，并以男性艺术家作结，依旧是几段凄美断肠的艺术人生。
纵览古今中外音乐史，如雷贯耳的名字很多，莫扎特、肖邦、舒伯特、冼星海、迈克尔·杰克逊。或许只有浓缩才铸就精华，他们短暂而光纤的一生让人无尽遗憾又永锡回味。
35岁的莫扎特，39岁的肖邦，32岁的舒伯特，40岁的冼星海，50岁的杰克逊，如日中天的黄金时分便匆匆划上了各自的休止符。
如夏花般绚烂的生命是呕心沥血创造的，为了臻于音乐的至高境界而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莫扎特为自己谱写了《安魂曲》，这是他“带着一种狂热的拼死劲儿”书写的，是“为死亡而作的弥撒曲”，从而开始了与时间进行的悲剧性竞赛，“一个永远的遗憾是这场竞赛的胜利者是死神，《安魂曲》写到一半时，莫扎特再也握不住手中的笔……”
莫扎特在生前给父亲的书信中曾屡次提到他对死亡的预感：“严格说来，死亡是人生的真正的终结目的，死亡是人类的忠实的、最好的朋友，这几年来我和这位朋友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他的形象不仅不再使我害怕，而且能使我感到安宁，获得安慰。感谢上帝使我认识到死亡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我虽年轻，可是我每天上床都会想到也许我活不到明天；认识我的人谁也不能说我流露出过抑郁、忧伤的心情。”
这是他在生的路上望见的死，这是他历遍人世苍茫之后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似乎难以与那个天真、单纯，总是兴高采烈、童心未泯的孩子般的莫扎特相提并论的，也难与那如珍珠一样玲珑剔透、又似阳光一般热情温暖、且洋溢着青春的生命活力的音乐混为一谈。
但确实是洞悉生死的智慧之后的素朴人生、真淳人生，就像海伦·凯勒一样,假如给她三天的光明,她会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正是因为莫扎特参悟到了向死而生的意义，他当然会穷思竭虑，甚至心力憔悴的去创作。因音乐而生，势必要为其而死，以对生命的透支，实现着自身的理想，确证着生命的价值。
所以才会有了《费加罗的婚礼》，才有了《唐璜》，才有了《魔笛》，才有了《土耳其进行曲》。
艺术家都是敏感多思的，与莫扎特拥有的女儿般柔情相似，肖邦也一度沉湎在与乔治·桑的爱恨情愁中，那个曾经带给他无限激情与欲望的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的女作家，却同样让他痛彻心脾。
因而在辗转反侧的爱情纠葛中酝酿了肖邦的震撼之音，琴键的飞动宛转不正是他娓娓道来的爱情宣言吗，也是他如泣如诉的心在滴血。
或许那颗埋葬在波兰的肖邦之心远离了那个是非的法兰西会得以永世安眠的。
肖邦的心安了，而杰克逊却永远摆脱不了心的负累，轻盈的太空舞步，却有一颗沉重无比的心。
首先是之于种族的难以超越，命运的不公为其心裹上了第一层包衣。黝黑的肌肤，厚厚的嘴唇，蜷曲的头发，却要挺进那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无情的被贴上了下等的标签。
冲破了第一重的障碍后又一片花花世界，容不下那颗原本简单的心，流言、诽谤接踵而至，使这株脆弱的小苗在大家的“栽培”下变成了“病态的恶之花”，为其裹上了第二层包衣，这却是致命的一击。
当剥离了层层包裹，还原那个本真的杰克逊之时，只有无尽的哀思。是否应反思，我们对他太残忍，这颗永远比腿累的心曾有过怎样的不幸。
天下何时是一家，一家人为何会自相残杀，相互诋毁，可怜的杰克逊。
We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
Crying,crying.
生命之曲终了，
艺术之花凋零，
追思之文搁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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