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会强迫女性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闭在某种处境中，怀孕对她来说是唯一的出路，法律和婚俗把婚姻强加给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禁止离婚。
——《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
近日，舞者杨丽萍女士因为一条留言几次登上了热搜。
这条价值观十分守旧的留言虽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不满，但可以看出，它依然有数量不低的认同者。
也就是说，时至今日，依然有数量庞大的人群，尤其是上一辈人，将生育和家庭视作女性获得人生幸福的必要选项。
为什么在女性看似有更多选择的当下，许多上一辈人还是希望传统价值观里的桎梏能够延续？
女性意识的觉醒究竟在面临着什么样的阻碍？
01
代际间的压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曾在书中描绘过一位女性育儿生活中的苦恼：这位女性在生活中付出了绝大多数精力在育儿上。然而仅仅在某一个时间点，她想要把孩子放在一边做自己的事，孩子的哭闹声却引来了周围人对于这位母亲“不负责任”的评价。
似乎只要身处在“母亲”这个角色之中，只要稍不留意，周围人就有权把一个女人钉在耻辱柱上。
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面临着诸多阻碍：周围人的评价，上一代人的压制等等。
在女性文学《坡道上的家》一书中，作者曾描绘了一位年老女性的想法：“在我们那个年代，男人根本就不会帮着带孩子。现在男人都帮着做家里的事了，她们还是不满足。”
她们似乎很难理解这一代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需求。
毫无疑问，在当代的价值观里，女性确实比从前拥有了更多元的生活选择方式。
然而，被迫或自愿选择了在婚姻中牺牲自我的人，可能需要通过对抗这种新的价值观，来维护自己多年以来默默牺牲的合理性，从而避免自己陷入一种自我认同的崩塌。
她们往往需要不断肯定这种牺牲是有价值、不可或缺的，选择忘记自己本该拥有的可能性，从而不必面对人生缺失带来的巨大遗憾。
这种方式，有助于她们维持自我的稳定。
而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形态有所开放。女性的自我意识往往会在细小的枯燥和痛苦当中萌醒。
面对代际间的压制，女性应当如何摆脱上一代的桎梏呢？
02
投身进入独立的新家庭
是否可以成为解脱？
在《坡道上的家》中，理纱子是一个和父母关系有些糟糕的女性角色。她在遇到后来的丈夫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要结婚。在遇到丈夫之后，理纱子逐渐转变了态度，认为只要不变成自己父母那样的状态，自己愿意进入婚姻。
仔细阅读小说，我们会发现，理纱子其实渴望通过婚姻来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
她把新的家庭当做救赎，希望新的生活可以将自己从原来糟糕的家庭环境中拯救出来。
她像当下的许多人一样，在没有解决上一个家庭的矛盾时就急匆匆地进入了下一个母亲的身份。
在婚姻和育儿方面，大多数人往往都没有从上一代获得足够的启示和教育。在自己的问题都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就被催促着面对下一代的新的问题。
就像如今育儿宝典大行其道。人们都很需要从中找寻一些答案。
然而，崩溃依然不难预见。
许多人在某个时刻还是会偷偷幻想：如果我暂时不是个母亲就好了，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坡道上的家》中描绘过一位女性：她在孤独的婚姻生活中和自己想象的朋友聊天。在这一刻，自己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女儿，不是各种物质包裹的个体，她只是自己，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和身为一个人独立的烦恼。
先解决自身的问题才可能有能力面对下有一个困境。
然而，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很少在这方面被人提醒。
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也很少受到这样的教育。
那么，在进入一个新的家庭之前，人们应当注意什么？
03
一些牺牲
应当被看到
社会调查数据显示，相比起80后，90后的女性有更早进入婚姻的趋势。
她们对于职场的残酷理解得更加清晰和真切，因此会认为家庭也不乏是一个安逸的选项。
门罗的《逃离》中也曾提到，当今的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工作或生子，可以处于家庭生活也可以选择逃离。
但下一步呢？
当下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之后，个体生活幸福的方向是在哪里？
当一个人回归家庭的时候，尤其是女性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人们或许需要意识到这是一种牺牲。
处于家庭中的女性往往被安置在了一个不易被发觉的位置，个人的意义常常容易被忽略，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设定。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任何人都有潜在的自我实现的需求。
而长期处于家庭中的女性往往缺少来自外界的交流和认可。
她们只处在家庭当中，缺乏社会身份，唯一的认可来源来自于家庭内部，但又常常被忽视。
对于家庭内部的劳动付出也往往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回报。
当女性被强烈束缚的时候，她们会选择对生育罢工，呈现在社会中的反馈就是逐渐少子化。
因此，希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在承担起母亲、妻子等角色之前，女性首先是独立的个体。
她们对于家庭的牺牲，也应当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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