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等人带兵闯入紫禁城，逼迫溥仪离开紫禁城。溥仪虽不甘心，但徒有“皇帝”虚名的他，在这些全副武装的军阀面前，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那天开始，溥仪便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那一年溥仪19岁，正是有着理想和抱负的年龄，何况，他还应该是一国之君，岂能如此软弱可欺？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重回紫禁城。但目前必须忍气吞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开始到处结识军阀，与当时颇有权势的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人来往密切。同时，日本人也向他抛来了橄榄枝，给他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涉世不深的他哪能察觉得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住进了日本公使馆，在那里享受着日本人的“保护”。
可是，日本早已经布好了局，打算利用溥仪，控制中国。
他们妄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未曾料到，中国早已不是封建时期的中国，中国人也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了。
日本人到处宣扬溥仪作为皇帝被赶出宫的可怜境遇，可是，并未获得多少同情。尽管如此，日本依然自导自演，自顾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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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欣然前往出任“皇帝”，建年号为“大同”。
溥仪执政之后才发现，他哪是什么皇帝？一个活生生的傀儡，他完全失去了自由，一举一动都被日本人监控着，除了能在宫里打打高尔夫，打打网球，射射箭，骑骑马之外，他啥都干不了。
原来想好要利用日本人夺回属于自己的江山，现在反而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可是，已经上了贼船的他，在全是日本人的圈子里，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开始变得颓废，性格甚至变得有些乖戾，时而对人温柔有礼，时而脾气暴躁，胡乱发火。在这期间，他从广播里了解到日本人对中国领土肆意的践踏，内心极度憎恶；同时，对自己目前的无能，也极其的鄙视，他更加悔恨自己不该听信日本人，沦为了一个傀儡。
除了忍耐，顺从，他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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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他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他的内心无比喜悦，但同时也充满了恐惧，自从被赶出了紫禁城，他早已无家可归。何况，他还与日本人走得这么近，被日本人“保护”了10多年。
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日本人的“保护”，就会被中国军人施以极刑。他虽然恨日本人，但此时的他，也已经离不开日本人了。
这些天，他看着日本人陆陆续续地撤离中国，内心纠结不已，到底是走还是留？走的话，自己就更对不起老祖宗了，可是不走，连命都保不住！可怜的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寄生虫？
夜里，他独自站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的繁星，大声地喊道：“为什么要让我生在帝王家？我宁愿是一个普通人！”
经过几个晚上的辗转反侧，溥仪终于下定决心，跟着日本人离开中国。他决定去到日本隐姓埋名，做一个普通人。
可是，当他正与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机场候机时，被忽然冲出来的苏联红军抓获，并被带到了苏联，一关就是五年。期间，他还曾作为证人，去过日本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指认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1950年8月，溥仪被押解回国，他被定性为战犯，收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早已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他，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几乎与人不交流，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知道，他的余生可能就要这样度过了。
若不是皇帝，他或许会是一名战士，或许会是一名普通的商人，又或者是种地的农民，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比自己幸福，他们至少拥有人身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广播里得知，人民每天载歌载舞，生活得很幸福。打心眼里，他是佩服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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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待像溥仪这样的政治战犯，要采取逐步地改造政策，不能简单地处决。
这番话如一缕春风，吹开了溥仪的心，他有机会获得自由了！他真心感激共产党，感激毛泽东。他知道，是这位伟人带领共产党夺回了中国，他也相信，这位伟人说到就会做到。
从那以后，溥仪积极配合，听从指挥，在管理所里表现优异，还常常帮着规劝其他战犯。此时，他也开始着手写《我的前半生》，这是准备送给新中国的一份礼物，他的经历，是抗战历史中宝贵的资料。
1959年盛夏，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一起商量建国十周年庆典要宣布的一些重要事项时，提到了一些战犯通过改造，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说，其实，这些战犯也是历史的受害者，当时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他们也是迷茫的。
毛泽东点起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继续说：“日本人都被打跑了，老蒋也被赶到了台湾，我们共产党是为解放老百姓而打江山。如今，人民翻身做了主人，那些已经改恶从善的战犯，就实行特赦吧！”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
听到特赦令之后，溥仪激动得一夜没合眼。但是，因为他是末代皇帝，因为他曾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他感觉自己罪孽深重，这特赦的好事，怎么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唉，想到此，他只好安慰自己，这次没有得到特赦也没关系，只要有这样的先河，总会轮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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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起床，溥仪又开始奋笔疾书继续撰写《我的前半生》，每写一段经历，他就像是为自己申请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让他心上又多了一分宁静的力量。
出乎溥仪意料的是，1959年12月4日，从中央发来了第一份特赦人员通知书。而溥仪的名字，赫然写在头一个位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中的第一位。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都惊呆了。管理所的所长先是一愣，随即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溥仪这几年变化极大，他是真心改过自新。现在，能够第一个获得特赦，成为一名新人，所长由衷地为溥仪感到高兴。
1959年12月4日，溥仪正式走出了管理所，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一名皇族，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这个身份，让他备感自豪！
溥仪是不幸的，他同时也是幸运的，一个末代的封建皇帝，在失去了政权之后，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胸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格局，才能引领着千疮百孔的旧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迎来了今天这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历史##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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