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功克隆猴子
“无人就无世界”，我的一位朋友经常这样说，社会的种种矛盾在人类中产生，同样在人类中得以解决，每个人都是表演者，同时又是观赏者，在每个人所能至的地方，演化着永不散场的悲喜剧，如同巨大的嘴咀嚼和吞咽，又如同硕大的胃碾磨与消化。这句话再进一步，就是“无我就无世界”，没有小我就没有大我，没有自爱就没有无私，没有一个独立意识作为起点此岸的局限，就没有无垠世界作为对立彼岸的广阔，世界的运转还是象一切自然运作那样的残酷与无情，世界就会少了感受者，少了落魄的游子与破产的商人，少了官场得意的张狂仕者，少了一个能够在旭日初升时，打个呵欠伸完懒腰，对着无限春光的窗外喊着“美丽新世界！”的歌颂者。
就象神秘诗人安吉鲁斯。塞勒苏斯所说：
“我知道，没有我上帝一刻也不能生存；
假如我消亡，他就必然会失却他的灵性。”
生命如同一条流动的河，“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虚无中来又归于到虚无中去，旧的叫人留恋或者唾弃，新的叫人骇异或者兴奋。当然，那个朦胧的、暗昧的“我”的意识如何在可解剖、可分离的大脑中产生，在科学与哲学两方面都没有完美的解释，人们在外部世界作一步步斗争与探索时，一刻也没忘记质问那个永恒的命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又将归向何处？这是千百万从古至今的人们在人生某一闲暇的片刻、某个午睡后苏醒的瞬间，都曾发生过的疑问，它一闪而过，却又永萦心魂。
在大家认可的自“我”概念中，无时无刻不包含着所谓“自我危机”的情形：个人温饱的危机，事业的危机，婚姻的危机等等。所有危机中最危险的就是从个体上结束生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从外部意义上消灭一个我，对家庭是一幕悲剧，可是对整个人类却毫发无损，正如领袖级的人物斯大林所说“消灭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消灭成千上成万的人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自我精神上的异化，个人病理上的分裂，可是说起来也不过是个体的幻灭，或是一个时代的部分人的幻灭，在十字路口彷徨走不到出路的一代人，象嬉皮士，象当年五六十年代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可是不管那个时代怎么的使人精神迷失，怎样的起颠沛流离，后代继续有他们的路要走，并不因之前生命的负累而停滞不前。个人理想的迷失与个人找不到归属的群体，如艾滋病患者，都属此类；唯有从生理学上把原先那个自我来个根本性的颠覆，才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当科学发展到可以不通过两性的交配而制造生命，只要有一个样本，便可以人为的制造出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诞生后的社会关系仅仅只是和样本存在一定的物理上的关系，现今世界的一切伦理道德都对他产生不了作用，无所谓善因恶果。
人是万物之灵，变成人是机器。从一个自然物变成一个可修改的、可复制的产品，这人类的最后一道保垒就在科学的大车下辗碎了。“他是我卵头上滴下来的”（引自听到一位工商局长父亲的言论）变成“他象孙悟空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的”，虽然这种变化仍然没有完全的脱离人类，和人类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某种自然因缘的关系。人不是降低到了动物的地位（骂人为禽兽，通常是在道德层面作出的判断），人反而降到了比动物还要机械的产品的地位。这个“我”已经动摇根基，那一切依附在上面的等级制，还有名，还有利，一切依附在上面的“与天斗争，其乐无穷”的所有，都一下子崩溃了，那最后一点和自然的纽带，如同某种联系紧密的最后一点的血缘脱离一样，没有了自然的基础，人类失去了“此即汝”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建立的基础。
自我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希望上帝的存在，上帝不能完完全全的转变在科学家的手中，更可怕的是这些科学家自己也说不清是否能完全控制。自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暗示，就是在最深沉的梦中也是如此。人们可以迷茫，可以沉醉，但不可以没有基本概念，这是“我”的清水般的概念中滴下的一滴又浓又黑的墨汁，“我”观念光洁润滑的肌肤中一个更毒的暗疮，暗藏在体内指日可见的一个致命的肿瘤。这是积木游戏中最后一根一动即垮的积木。当人类勇敢的推开这道门后，却发现陷入一个无休无止的恶梦之中。
人类最深的危机不是天灾，不是人祸，不是灾难片中幻化的种种恐怖的情景，也不是外星人的入侵，不是有另一个比人智商高或低的生物要和人类分享同样的地位，最深的恐惧来源于自我，那个信仰破灭，找不到上天打下的烙印，同时寻求不到归宿的漂泊感，人类失去的不是世界，而是人类借以镇压浅薄感的压舱石。生不再是奥秘，死亦不再是轮回，科学进一步的把唯物主义都不能剥去的某种心理支架一下推倒在地。以前虽然没能研究透，但能够自我暗示清楚的自我观念，现在逼的人类不得不重新用更近的距离审视起来。使得“伦理道德的界限也在延伸”，变成了不得不面对如《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的质问：“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所以说，“我”在意识中的诞生，并非是要求清晰明了的，在我的诞生中，我们常常希望它应当是处于一种萌动的、混沌的、暧昧的状态，这种神秘感恰恰是保护其神圣感，保护了“欲望”“命运”“性格”等等人性中最隐秘同时最强悍的部分。而科学则是想一锹下去，把人根系的部分一下挖起，脱离了和自然的关系，把人的“上帝”的那个观念敲的粉碎，从此对人世间心灰意冷的人连个“佛门广大”的逃避的场所都找不到，只有求助于自杀的途径，或者是更低劣一万倍行尸走肉的生活。正如迷信是某种宗教信仰保护，人的未知性也是卫护人的基本社会关系的第一要素。
任何理论基础都有它的公理，它是不证而明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使得后来的科学，以及一切都从逻辑上建筑起来的科学大厦都变得可能。最无因的也最强悍。同样，人类的繁衍一旦脱离了一定的自然关系，那么人类最基础的纽带是否还是象先前那样强悍，还是变得非常的脆弱，一触即碎呢？人类能不能仅仅靠生存与利益的原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呢？当人的自然属性的联系脆而又脆的时候，仅剩下社会属性来独自联系时候，人类还是不是象原先那样铁板一块？当地下河流全部干净涸竭，仅仅剩下地表的河流涌动，能不能完成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当人跳出了这个造物的循环时，他也不成其为人啦。这是生产线外跳出的一个产品。是一个脱离了引力的某个在轨道外运行的个体，他必须寻找一个另一个引力，来证明这个世界还存在的逻辑性与系统性，让我们在传统中得以休憩片刻吧，不要在梦幻中都会产生怀疑自我的深深疑虑。
当克隆人自我意识萌芽后，开始有了需求，向人类争夺仅有的资源，我们是象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人，听到黑奴要娶一个最卑微的白人那样不可思议；还是变得象《雾都孤儿》中的大师傅面对奥立弗“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样的震惊，顺手拎起手中的长柄勺子就朝对方的脑袋上砸下去。当一个生物象人一样具有智慧，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我”的观念，他一定不满足只是甘心屈服于人类，为人类卖命的工作然后又满足于人类赐予的残羹剩饭。这种发展的结局会不会出现象《机器管家》中温馨完美的结局呢？因为我们虽然不完全了解克隆人，可是我们太了解了我们自己，了解人性本恶的深渊，了解基于种族血缘等原因杀戮的残酷与惨烈，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这人类自掘的深墓，而最后的胜者，也许就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这些忧心忡忡或以乐观态度探讨问题的孱弱学者，那时，占领并统治世界的将是那些强者，虽然你可以说他们无知，说他们固执，可是叔本华：“任何人都会不时地愈发感觉到，道德的低下和智慧的无能是两个紧密联系、同本同根的东西”智慧并不能解决一切，有时他不得不听从于强权，听从于暴力，整个世界出现《鲵鱼之乱》中描述的著名的场景。佳人爱才子，美女爱英雄，有时只不过是意淫者的一厢情愿罢了。
如果有一天克隆技术变得更加成熟，不再存在技术上的缺陷，我们能不能张开怀抱接纳那些并非是从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体产生的自我，当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已经生疏的远房亲戚，或者干脆是站在我们对面的敌人。
《我，机器人》中机器人三原则：１、机器人不得伤害或允许伤害人类；２、机器人必须在不违反第一条定律的前提下执行人类的任何指令；３、机器人必须在不违反第一、二定律的前提下保护自己的存在。
可是，当机器人（其实在本质意义上，克隆人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能够理解这三条人类一厢情愿制定的法律时，这三条定律会不会被有效的执行，或者你将如何看待机器人，他仅仅作为人类的工作奴隶，或者是有了“feeling”的生物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就一定是那个靠胎生的人类说了算呢？！
套用钱锺书先生在《人·兽·鬼》重版序言中的譬喻，“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开了作者自己的坟墓，‘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人类在生命科学中的无限制的挖掘探索，看似是对科学的尊重，其实也是正自掘了人类的坟墓。
克隆技术从初次出现，发展到“２０００年美国科学家用无性繁殖技术成功地克隆出一只猴子‘泰特拉’，这意味着克隆人本身已没有技术障碍”，这种越来越逼近人生命的技术，越来越接近生命的内核，越来越踏着人伦道德的底线，不得不使更多的人忧虑起来，以美国为例：
美国基督教联盟声明要游说美国国会完全禁止克隆人类、包括克隆人类胚胎；
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人实验。美国总统布什已准备在上述决议上签字使其具有法律效力；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也表示，不会批准克隆人实验的申请；
美国生物技术工业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克隆人实验充满危险而且容易引发道德伦理问题。”
……
为何都独独害怕克隆人的危机，并且都不约而同的想到的是“道德伦理的危机”，它的实质性是什么，它的隐含没说出来的层面又是什么？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问题在于道德并不是自然物，也不是纯洁无瑕的东西，它来到世间，颇具有象基督教中所谓的“原罪”一样，臂如，“偷盗”是一种罪恶，同时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是偷盗的存在，必然有一个“财产私有”的大基础存在，可是财产的最初分配是怎样的呢，一个人最初在他可能的范围内钉了几个桩钉，圈出一块地盘，然后宣布这块地就属于他的，他开始并没有一份比如地契什么的法律文件来证明它的归属；或者在某个地方埋下一粒种子，来年便顺利的收获；或者象历朝历代的各姓皇帝一样，在打下江山后，第一代还是叛逆，第二代便成为了传统。当然，我们都可以把以上获得财产的种种手段，都称之为劳动所得，现在除了某些渺无人烟的地方，还存在某些较为和谐的如第二种的纯朴道德观念。事实上，大多数的道德都有一个大的暴力作为基础，或者最终也要寻求暴力来作为它的保护。
道德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并不是一种唯心的，出于大家良心产生的一个标准，它只是一个在人们中间产生，依据一个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标准，道德的范围不能辅的过大，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观念，它只在一个相对多数的圈子中存在。它在本质上是维护人类作为整体或大多数存在的保护方式，道德虽然没有法律那样的强制力，但却有比法律更灵的嗅觉，所谓的不道德，即是个体行为对整体行为的一种挑衅，它同时受权势、功利、虚荣心的影响。古代的女子要裹脚，她们不能再嫁，它的道德观念只是依据男子占主导地位下产生的道德；某些生存条件恶劣的民族有把奄奄一息的老人抛掉的习俗（节省食粮），它也只是一个依据保存有生力量而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只是偏见、强力、良知等综合作用下产生的规范。
道德是整体利益对个体利益的评估，道德是为保存一个整体而作定的某种非强制性规范，当然它也会产生一定的道德强制力，而伦理更多的是在血缘等关系上保存一个完整的社会性的自我的规范，它要求人在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血缘关系中保存一个绝对单指的自我。“出人头地”等得以建立宏伟社会大厦的厚实心理基础，对于一个自我，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等等，它都是为自我找一个自然限定与基础，那是一种出身，一个有迹可寻的渊源，是项羽不想“衣锦衣行”的心理状况，也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引用的“只有重返旧地，才能重拾尊严”的同等心理，也是千百万黑人到非洲去寻根的热潮的心理渊源，也是我国近年来大兴修家谱习气的根本原因。
“浪漫主义者主张摒弃物质文明，亦误以为物质文明能使人性堕落，不知物质只是人性利用厚生之工具，病根在人性，不在物质文明；石斧石箭杀人之效果不如原子弹，然用石斧石箭之原始人与用原子弹之文明人，其存心一也。苏格拉底谓知识即道德，培根谓知识即权力；如何使权力之应用不违于道德，此乃古来文化及教育之大问题，于今尤急需解决而无法解决者。古人有言，‘明体达用’，用之学问，日进千里；体之学问，仍守故步，例如亚理斯多德之《物理学》，无人问津，而亚里斯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此事极耐寻思。”（钱锺书语）
所以俄罗斯杜马（下院）将通过５年内禁止克隆、进口或出口人类胚胎的法律。同时，它又非常技巧的表示，按照这项法律草案，禁令的期限的延长或缩短将取决于“道德、社会和对克隆技术的伦理可接受性”。
科学是一种力量，权力也是一种力，而道德却是远远落在这是力量取得胜利后才确定下的规范，当人们在满街克隆人或是机器人游走的地方，象《Ｉ，Ｒobert》中描述的情景时，人们再也寻不到了根本的自我，他们翻开海明威的小说，会深深的羡慕起那些无病呻吟的“迷惘的一代”来。他未必有坐在垃圾桶中的背叛意识，因此他也不需要在意识深层被认可，他只要生存或者毁灭。也许他唯一能够并值得努力与奋斗的，是不是就是象影片《千钧一发》中文生证明的那样：“基因与命运无关”。
在精神层面的自“我”的迷失，人们还可以待伤痛过后，重寻自我，或是遁入空门，一求灵魂的庇难所；在肉体层面的自“我”的打击，最严厉的也不过是单个‘我’的消灭，对整个人类并不是什么危机或伤害，人类的生产总是浪费的方式，也没人要去用显微镜看单个人的痛苦；唯有在科学强力的推动下，在哲学意义上失去的自“我”，那才是无法逃避的深重灾难，人类不再有“我”，以及由“我”支撑的一切上层建筑，以及以生命的神秘借以维护的最后一点说教、最后一点信仰，都将破灭，都将消失，道德与伦理依附的生理条件发生变异，就象游戏世界中从来没有靠道德和伦理可以杀戮的对手，人类要面对一个全新的靠未知力量维持的已不再包括了道德的各种规范，人类从此是进入到更为刻板、更有规律的生活中去，还只是说在自“我”的迷误与沼泽中，在生存与尊严的困惑和煎熬里，陷入内部和外部、小我与大我双重世界万劫不复的厮杀与混战之中！
最后以巴西现行法律作为此文的结束：任何以繁殖为目的克隆人类的行为均属犯罪行为，将被判处３个月至１年的监禁。法律允许进行治疗性克隆，但是必须遵守伦理原则并接受巴西全国生物安全技术委员会的监督。最后的结果，象上世纪对待原子能等摧毁性武器一样的态度，又一次在科学和道德之间作出了妥协，人类的智慧还不象叔本华大师想象的无能，至少在巴西，它又一次中规中矩的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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