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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从 1840 年秋开始的战争，至 1842 年春浙东反攻失败，全部事实都已表明，清王朝在军事上绝无出路。东南各战场上的前敌主帅们，心里也已明白了这一点，却又不约而同地瞒着一个人，即在生死荣辱之门拨动他们命运的道光帝。殷鉴不远。不久前在京城进行的对琦善、伊里布的审判，两位“相国”皆被定罪。这如同遮天的黑云，蒙住了他们的心灵。还有什么比保住官位和性命更为重要的呢？
在各省的督抚大员中，刘韵珂可视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进士，甚至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勉勉强强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亲贵，不是满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记载，想来不过是平常人家。在讲究学历、讲究门第的道光朝，刘韵珂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见习，至 1826 年正式补缺，居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 1840 年 8 月，替代倒霉的乌尔恭额，出为浙江巡抚。在这短短的 14 年中，还包括丁父忧在家守制 3 年
刘韵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车，靠的不是机遇，而是其特有的办事处世的方式：一、办事结实；二、为人乖巧。前者与道光帝的为政宗旨榫合，后者又使他在官场上极有人缘
定海、镇海防御工程是他所能设想和营造的最坚固的工事，裕谦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员，如果连这些都不足以抵挡“逆夷”的凶焰，那么还能指望什么？不愿接受现实却不能因之不承认现实。惊骇之后是深思。主“剿”的热情因前线的败绩而消退。
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江苏布政使李星沅得知奕经在浙东兵败后再请各省援军，气得在日记中大骂：“征调纷纭，彼糜饷糈，沿途扰累不可胜言，庸臣误国乃至此耶！”江苏是过兵省份，具有良知怜悯百姓的官员作如是说，而真正的受害者，战区的老百姓又该作何感受？
漕粮时为大政。清朝北方缺粮，京师每年需漕米 400 万石。就某种意义上说来，漕运是京师的生命线。浙江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三分之一，关系不为不大。可刘韵珂的焦虑并不以此为止，他还奏称：“且乍浦有警，则江省苏、松二府亦难免震惊，不特收粮多有掣肘，并恐船行不无阻滞。”江苏漕粮约占京漕总数的一半。若漕运一断，京城必然动摇。后英军占领漕运咽喉镇江，朝廷即刻屈服。
刘韵珂对雇勇滋事的恐惧甚于正肆虐于浙东的英军，正是出于对王朝命运深层次考虑。以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一语，是对道光帝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提醒，也是对他们施加的最有效的压力。
在中古式的财政体系网络中，财源枯干，各将军督抚不可能有新的思路，也无有见地的对策，其具体作法不过是勒捐而已。可以说，在战争后期，清朝的军费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捐输维持的。
闽浙总督颜伯焘曾是铁杆主“剿”者，厦门失败后，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私下场合，他又“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闻者暗暗偷笑“其中情已馁，何前后如出两人”？
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次日，伊里布由本旗都统带领前去谢恩，只在二宫门磕头，仍未能将英军的实际情况上达天听。张喜见前景不妙，尽管耆英、伊里布一再让他随行去浙，仍未敢应允。
按照道光帝“先剿后抚”的如意算盘，由扬威将军奕经主持“剿”，获胜后由钦差大臣耆英主持“抚”。
英军在攻占乍浦时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超出了厦门、定海和镇海，共有 9 人毙命， 55 人受伤，为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 3 位。如在天尊庙，一些清军仅仅凭借房墙以轻兵器作顽强抵抗，击毙英陆军中校汤林森（ Tomlinson ）等人，直至该庙被英军的火炮夷为平地。大多数清军在战斗中逃跑；而乍浦驻防八旗官兵的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这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能逃，也无处逃。一出出全家自杀的悲壮行动，显示了他们的不屈性格。
配合陆军驶入运河的英海军小船在西门一带遭城墙上的清军火炮、抬炮的轰击，损失惨重，狼狈退出，于是便再次组织由 300 名水手组成的船队强行突入，用炸药轰开西门。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 400 名外， 1185 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 200 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
在清朝利用民众力量的具体方式上，有三点似值得注意：一、依靠他们在乡村统治的基础——乡绅来组织团练、义勇一类的武装，力图将民众收缩到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使之蔓延壮大；二、官府招募的“勇”，主要是无业游民或平日认为斗殴凶猛、极不可靠的人群，以防被英军勾去，转为敌用，且对这批人的使用主要靠赏格、雇值所激劝，并无思想的发动。三、他们对那些组织起来的民众，并不是放手进行骚扰、破坏英军统治区域的战法，而是尽力组织他们参加官方组织的战斗，作为清军力量的补充，这就用其短而避其长。就上述问题而言，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要害，是对任何有组织的民众力量的恐惧。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勒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平等外交”。
从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言，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对外贸易，本是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就此而言，英方强加中国的这些规定，无疑是强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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