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熙宁七年，自春及夏，淮南路、京东路、陕西路、河东路、河北路久旱；九月，除以上诸路，新收复的洮河亦旱....”同时，开封路与河北路遭遇蝗灾。这也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重要自然因素。

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苏轼《晁错论》

“为何先加宝文阁直学士，后罢翰林学士？”“皇上是想对学士略加薄惩，又怕直接罢翰林学士惹人误会，引起百官弹劾学士，因此又特意加授宝文阁直学士，那些希合上意的御史，看了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

希望子明可以不必把时间用在逢迎往送之中，可以四处巡视。胸中抱负，也只管在杭州大胆施行，积累经验之后，他日方可行之于天下。我今日为国家理财，施行新法，皆是在地方官时所得，若是一直做京朝官，也不过一俗吏罢了。”

一个人功名利禄心重了，眼里只有上司没有百姓，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天下官吏，大抵如此。

你看这幻象，若以这茶比作人事，那么它们当以为是久了，可在我们看来，却不过一瞬之间，停得再久，也是一瞬，停得再短，也不过一瞬，以茶及人，真感觉一切争斗，毫无意义。

居移体，养移气

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对任何事情的后悔不应当超过十秒钟”

“那时候就晚了。”唐康冷笑道，“这才是吕吉甫的厉害之处。皇上马上就要正式公布官制改革，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九寺卿一切重要职务，都要公布人选。家兄本来定为太府寺卿，改革后的太府寺卿是仅次于户部尚书的财政大臣——但若这时候，家兄正陷在一起严重影响声誉的案件中，你要让皇上如何服众？到时吕吉甫就可趁机提出他的人选，将家兄排斥于尚书省之外。皇上即便再加宠眷，也不过是继续做学士——以改革后尚书省的权力来说，一个翰林学士又岂能主导变法的进程？他吕吉甫自然顺理成章可以唱回主角。待这案件澄清之日，尚书省众相早已各安其位，若无大过，岂好轻易罢免？要任用家兄，岂码也要两三年之后……到时众多的预备措施，说不定吕吉甫稍加改变就会加以施行，将名望与功绩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若有成效，两三年后他已地位巩固，牢不可破；若无成效，自然于大哥身上也没什么光彩。”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最难善始善终。因为每个皇帝有不同的才华与性格，你若以为韬晦便能让皇上信任你，那你便是大错了。大丈夫要审时度势，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所以，老夫才不惮御史弹劾，大张旗鼓迎你入城。一来让朝廷知道你的声望，二来释皇上之疑。至于那些猜忌你子明太年轻太能干的人，不管他是谁，子明你都管不了，也不用管。这种猜忌你怎么样都躲不掉的。你只要让皇上放心你就行了，只要皇上在一日，皇上就不会怕你能干，不会怕你年轻，皇上就怕你不能干不年轻！

在石越看来，当自己的地位越高，敢和自己说真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他语气稍重，甚至是一个脸色的难看，就会令人噤若寒蝉。因此，鼓励别人在自己面前发表意见，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大宋采用的，名义上是唐德宗时杨炎制定的两税法，讲究的是‘量出以制入’，朝廷根据财政支出定总税额，分摊到州县；又按丁壮与财产定户等，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税，租庸调、杂徭、各种杂税一律取消。大宋之所以不抑兼并，也与两税法有关。因为国家税收之主要来源不需要抑制兼并。这也是大宋立国与唐初立国之异。”

“石越立下这般大功，声名大盛，若是遵裕以戚里之亲，宿将重臣之名，犹以不服号令之名得罪，是日后边将再无人敢轻慢石越之令。如此则是朝廷假石越威仪过甚，于石越本人，亦非好事。古来善始者不必善终，官家当慎之。若是恐谏官御史不愿善了，我倒有一策。”

郭逵在旁见吕惠卿一意称赞石越之功，而石越却一意推功于下，不待多言，已知其意。

“闭门谢客甚至自污，示人以昏庸，韬晦之下策也。其上策，是使人较己更受睹目。譬如烛火，欲使烛火之光明不显，其下策，是以布蒙之，但略有不慎，却连烛火也被布所灭；故其上策，是置之于太阳之旁，太阳之光远甚至烛光，则烛光虽大，而人必不以为意……”石越心中一动，已是拿定主意，当下又说道：“将有五德，狄郎可谓五德俱备者……”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狄詠守环城的事迹。

“凡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何时可战，不知何时当止者，虽只一战，亦可谓之‘好战’。凡知为何而战，知何时可战，何时当止者，虽百战而不得谓‘好战’。

是以我不请旨便斥夏使于国门之外，使其不知吾国之意。兵者，诡道也。吾欲战，先示之和；吾欲和，先示之战。水无常形，兵无定法，其精要之处，不过是使敌国不测而已。

当年唐太宗与李卫公论兵，都说若敌不出错，则我何由得胜？自古以来，除非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绝无一例双方都不出错，而一方能战胜之事。是以诚如唐太宗所言，用兵谋国，无非‘多方以误之’五字而已。

故此，使当政者善知错、善改过，远比寄望得到一个很少犯错之贤者来得更加切实可行。

读书人当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毋以权力干涉学术，毋以暴政打击异己。此二例一开，后患无穷尽矣。

所谓“魏武三诏令”，是指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分别颁布的三份惊世骇俗的求才令。

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对于一个新占领的地区，首先由一个人将恶事一次性全部做完，然后再派一个“好官”来收拾残局，慢慢施予“恩惠”，永远都是统治良方。

不守规矩做了一件事是对的，做了两件事是对的，做了三件事也是对的，但不是说会一直对下去。只要错上一件，便会后悔莫及。因为这样而走上邪路的，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

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责怪道：‘你怎的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当年曹操无粮，便污赖粮官贪污，竟将之处死，使三军以为缺粮只是因为贪污，由此而稳定军心。

“范公可知道当官是一门什么学问么？”石越直视着范纯仁，道：“当官乃是一门与烂泥巴打交道的学问。你当了官，便如同掉进烂泥潭中，你既要提防着自己也变成烂泥巴，却也不能想着让自己离那些烂泥巴远远的。到了这烂泥潭中，岂还能想着干干净净？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

有些人，不管他怀抱何种目的，只要认定一件事后，便能竭尽全力，心无旁骛的去做，有如此态度，无论他看起来多可笑、多迂腐，亦不当被人轻视。

……种族、文明之发展，可以有两种推动之力，一自内部，一自外部……我诸夏历千年之演化，欲再求内部之推动，进入新的境界，难免会倍感艰难，故北方之停滞，亦不足为怪——这并非是北方的衰落，而是北方达到一个高峰之后，无法寻求突破的徘徊。若不能突破，它固然难免会陷入衰落，但若能有所突破，其前途更不可限量。而南方恰在此时迅速崛起，亦不可简单视为南方的兴盛，更非简单的重复北方之历史，它亦是北方在内部无法寻求突破时，在外部找到的推动之力……

当年我曾说，所谓谋略之术者，不过是如何操纵他人之法门，而要操纵他人，最上者，莫过于剥夺他人之其余所有选择，令人无路可走，只得就范于我……

而你却不以为然，以为这并非最善者。你曾说过，真正善谋者，乃是营造大势。我所谓的谋略，若遇上智谋之士，便可能不起作用；而一旦大势已成，世间纵有少数智谋之士不听摆弄，却因为这大势是将世间所有的人都卷了进来，譬如滔滔洪水，几个人操着几叶扁舟，无论是如何善水善舟，亦只能徒呼奈何……

保全之道，无一定之规，需审时度势，或奋发有为而全身，或谦退无为而保全。

《世说新语》说他‘文义艳发’、‘博涉有逸才’，本是才思敏捷之辈，又岂会以盐来比喻鹅毛大雪？想必谢安出题之时，下的正是雪砂，故此谢朗才有此喻，至谢道蕴之时，雪砂已停，下的已是鹅毛大雪，故此兄妹二人所喻不同。”

“善应逆境而不善应顺境，善居卑位而不善居高位”，此时的赵煦，非常认可石越这位“布衣之交”

儒者有经有权，离经背道，固不足取，不通权变，亦非圣人之教，善知经权之变，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做好事要慢慢做，施恩于人，不能一次做到极致，要一次做一点，慢慢长久的做，这样才不会反恩为仇，人们才会记住你的好；而做坏事则正好相反，要一次性做绝，一个不断做着小坏事的人，和一个做了一次大坏事的人，人们痛恨、讨厌的往往是前者，而后者只要“幡然悔悟”，人们通常会原谅他，尤其当这个人还是身居高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