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死了”的生活逻辑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首先把当代社会的特点描绘成“功绩社会”，而非之前的“规训社会”。在功绩社会中，人们不再受外在约束，而是“自我剥削”。社会生活方式在个体身上已从“病毒-免疫”的反应模式转化为“外在和谐-内在斗争”的自我指涉的状态。这种自我指涉的原因在于“成就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有效率”。

人们积极的生活着，努力的拼搏着，只要努力干就没有不可能。为了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人们“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一旦积极性加剧为过度活跃，它将转变为一种过度消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将毫无防御地回应一切冲动和刺激”“为生活付出的努力，却将导向死亡”。不仅如此，“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的孤立和隔离”。在功绩社会中，“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功绩主体“因其自主性而精疲力竭，他没有力量做自己的主人。由于持续不断地追求主动性，他变得疲惫不堪”。

功绩主体在现代社会中在超注意力、自我指涉的情况下，自我剥削，不甘示弱。人的积极性被释放、自主性被解放，这些本是自由的条件，却最后成为了“毁灭性”的自我束缚。在追求自身所认为的自由中，由于忽视了对自由过程的关注而致使自由异化为“过度紧张的、过量的、自恋式的自我指涉”，仅仅关注自我的成功与否。这种过度的成就使人类自身造成了“过劳抑郁症”。在不停地追赶过程中，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时间，“正是由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积极性绝对化”，进而出现了抑郁、连带歇斯底里症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到：“我们一步一步与偶然性这个巨人战斗，而直到现在，支配着整个人类的仍然是荒谬，是无意义”。诚然，尼采是将痛苦作为幸福的条件，幸福从痛苦中而生“一切痛苦者都应当成为我的医生”。在社会的主流努力方向下，功绩本身也是一种规训，相较于规训社会而言，功绩社会存在的条件是自由主义，即强调个人有自主性和主动性，即“人定胜天”。

在这种意识潮流的指引下，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冲刷下，每个人斗志昂扬，采取一切能够提高自身认为的幸福的途径。一旦无力感滋生，“人算不如天算”的哀叹也就到来了，各种心理疾病，诸如抑郁症、歇斯底里症就出来了，“自我关注带有自我毁灭的性质，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痛苦不堪……，没有能力从自身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能沉缅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后果——自我的瓦解与空虚”。这，就是“上帝死了”的生活逻辑。在资本的时代，人的神性异化为价值，同时人的思考异化为资本的逻辑附属物，“神圣意义被展览价值和市场价值取代”，就如同艺术品被放在保险柜一样。

作者语：“不健康”不再是“生病—治疗”的反应式状态；而是“结构-意义”的主动性逻辑。后者需要生活主体看待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强调“不健康”是由于我们生活周围的不健康因素太多，或者是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不健康因素之上；幸福、积极的生活需要有思考的空隙，有冥想沉思的空间去发现周遭生活的积极点所在。